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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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许：今年（指２００５年——编者注）是胡风事件５０周年，可是我发现没什么较有规模的纪念活动，媒体也显得比较沉默，为现实生活而激动或困扰的人们好像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当初一件震动全国、引起街谈巷议、造成重要历史影响的大案，于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也似乎已走进历史的深处，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岁月的无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
张：的确有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胡风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５０年，当初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这些人大多知道胡风事件的大致过程，但现在的年轻人连胡风这个名字可能都不一定知道，除了学习中文、历史的人还比较关注发生在５０年前的这个事件外，很多人的确是淡忘了这段历史。这跟８０年代关于胡风事件的三次平反有关。胡风事件当初的确是有全国影响的，但平反时所传达的范围都比较小，与当初大张旗鼓地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是在哪个范围造成的影响就在哪个范围平反。１９８０年的平反传达到县团级，１９８６年的平反文件只下达给我们家属，１９８８年的平反也只是在党内作了传达。还有，时下一般的人关注的是现实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形成的，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５０周年没有搞出一个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总是个遗憾。
许：那么，您对纪念活动都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准备？
张：为了纪念胡风事件５０周年，我从去年就开始准备了。撰写和编辑了几本书，有我对父亲的回忆，是一个朋友约我写的，已经在美国出版了，国内版也很快要和读者见面，还有收了父亲全部狱中诗的《狱中诗存》等。但在出版方面很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图书选题要送有关部门审查，要有一个过程，能不能通过很难说；另一方面各出版社都要考虑经济效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好在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关于我父亲的书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不算少了，我也写了几本，到现在出书反而困难了。但我还是在尽量抓紧时间做，做的时候是没有顾虑的，但到真正出版时就有一定的顾虑了，主要是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人。
为了纪念胡风事件５０周年，《纵横》、《粤海风》、《随笔》等杂志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纪念性的文章。有一个单位还想组织纪念活动，但最后没有成功，大概是没得到批准吧！
许：作为家属，应该有失望的情绪吧！
张：习惯了，也是一种无奈吧！你看第一次胡风学术讨论会是１９８９年开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直到２００２年借父亲百年诞辰的机会才开的，开这个会费了好大的劲，官方的中国作协只有口头上的支持，最后是复旦大学主持了这个活动。复旦召开这个会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父亲在复旦教过书。会开完了，纪念论文集到现在还没能出版。
许：好在学术界一直关注胡风事件。
张：那倒是的。现在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我父亲的历史和文艺思想方面很开放，起点高，也没有什么顾忌，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学术成果，对人们深入了解我父亲、深化对胡风事件的认识很有好处。
许：这些年来，您在回忆和研究胡风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那么，您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张：父亲是１９７９年重获自由的，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个农场工作。１９８０年第一次平反后，父亲被安排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和全国政协常委，为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和有病的身体，为方便他参加社会活动，我被组织上安排为他的秘书，这也是落实政策的一项内容。我就这样开始帮他整理有关的资料，接触与胡风事件有牵连的人们，很自然地开始了我对父亲及有关历史问题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５年他去世，总共有５年多的时间，开头就是帮他整理抄写文章，旁听研究者对他的采访，慢慢地就接触到有关他的经历和周围的人，与长辈们交往和通信，协助他编辑文集等，对他的写作风格也有所了解。父亲逝世后，我被安排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室，仍然延续这一工作，事情也就更多了，不光是整理稿件、编辑出版业务，还要撰写有关的文章、和研究者们联系来往等，至今已经２５年了。我自己也出了一些书，主要的有《九死未悔——胡风传》、《我的父亲胡风》，主编了《我与胡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胡风全集》等。对我来说，做这项工作不光是为了纪念，也是由于客观需要。同时，我们家属在收集、掌握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大多数资料是公安部门抄走并发还的，也是我们陆续要的结果。如他被流放到四川，在监狱里写了不少交代材料，四川省公安厅就发还给我们了。至于１９５５年抄家拿走的日记、书信等，公安部也陆续还给了我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共涉及１５８封信，我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现在还差２０多封。我要利用资料占有上的优势，在帮助人们准确了解这段历史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方面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并且越做下去越有兴趣。每出版一本相关的书，许多人，包括一些长辈认为我的工作填补了胡风研究上的空白，就不断地鼓励我、支持我。所以说，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没有白费，总之，是尽了我的一点力量吧！
顺便说一下，父亲平反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事，虽然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可是他的书我基本上没怎么看。那时我不爱理论书。
许：我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读有关胡风冤案的文字，特别是他在囚禁生活中所受的磨难和精神失常的惨状，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情感波澜。２０多年来，您对父亲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采访、研究等项工作。作为女儿，您在不断地直面先辈们遭受的磨难、揭开本应尘封起来的精神创痛时所受到的锥心的刺激肯定是很大的，也应该有感情上、情绪上的起伏和影响。那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张：父亲和我们这个家庭所受到的打击还不是最惨的，所受的磨难比起有些人还要轻一些。我虽然因为父亲的关系受到了一些冲击，政审通不过，未能上大学，最后到农场做了农业工人，总的生活情况是比较平静的。哥哥晓谷那时已经是党员了，又是科研骨干，所在学校对他的态度比较好，直到“文革”时候才受到冲击。弟弟晓山当时还小，后来作为老三届的学生，到内蒙古下放插队，直到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才考上了大学，我们兄妹三人的遭遇还不算是太坏的。而好些无辜受到株连的人才真正是家破人亡，令人心酸，有好几个家庭的子女都神经失常了，后遗症现在还存在呢！那时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几个“重灾区”，都是胡风分子集中得比较多的。我了解很多受牵连者的情况，越是小人物，无缘无故受牵连的，遭遇越惨，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刘奇弟，只是在反右运动中为我父亲鸣冤叫屈就受到迫害，被捕入狱，判刑１５年。据说后来他疯了，被塞进了劳改队的小号里。这小号高１米，宽８０公分，长１．５米左右，站不起身，伸不直腿，地上铺２０公分厚的稻草，每天只给３两８钱的玉米面窝头吃，身上还得戴着手铐脚镣，最后死在了这个小号里，结局太悲惨了。父亲的案子因为是毛泽东钦定的，影响大，有关部门还不便对他太过分，关在监狱里实际上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说实话，我们这个家庭在文革结束后还能团聚，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我１６岁的时候就遭受到父亲被关进监狱的重大打击，在长期的逆境中经受了艰苦的考验，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也有利于我克服感情上、情绪上的起伏和影响。说实话，很多事情开始我并不知道，直到帮我母亲抄写她的回忆录时，才知道父母受的那些苦。这２０多年中，我了解到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受“胡风”一案牵连的这一大批人的遭遇。看得多了，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就逐渐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