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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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在腐败政治和战乱中从事这些文艺活动，对您父亲的意志和精神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他是如何应对的？
张：那时的条件的确是很艰苦的，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他编刊物是没有编辑费等收入的，对年轻的作者，他给的稿费比较高，又要支付印刷费，甚至为邮寄稿件和信件而贴钱。他只好靠教书和翻译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这两项工作都没法子做的时候，周恩来提名他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专任委员，每月能有定量供应的军米，稍微维持一下家里的生活。他主要是通过冯乃超、陈家康、徐冰与周恩来联系，取得南方局的支持。除了编刊物之外，他还担任抗敌文协的研究部主任，就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召开座谈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和国民党的文化官员作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在文化统治方面是很严厉的，他不得不承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压力。好在有读者支持，作者和朋友们的鼓励。他有很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事业心。
许：对他当时为了工作而劳累的程度，您还有记忆吗？
张：我是１９３９年出生的，对那一时期不可能有什么记忆。通过他的回忆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很劳累的，我们家当时在重庆的郊区北碚，开会、办公等要去城里，交通又不很方便，路上需要耽误很长时间。他较胖，而重庆很热，路上又需要爬许多坡，那可真是挥汗如雨啊。他因为办刊物耽误了写很多文章，收到他集子里的文章实际上有许多是他的发言稿和讲话，是别人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就算是文艺评论文章了。比如他关于《北京人》的讲演就是如此，
许：左翼文艺阵营的意气之争、宗派之争由来已久，并且很容易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而政治一旦介入，学术争论就很快变味了。如关于“典型问题”和“文艺的民族形式”的笔战、“两个口号之争”等等，都受到一元化思维的影响，为尔后的文学史埋下了纠缠不清的隐患，我们在解读历史时也是感到雾幛重重。其实文艺的健康发展很需要正常的文艺争鸣，但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此似乎都没有清醒的认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３０年代，左翼文学内部论争的各方，论争起来的火药味是很浓的，但大家的地位还是对等的，不牵涉到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没有出现领导用行政力量压人的情况，没有形成现在所谓的“话语霸权”。周扬虽然担任着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也不能说他的观点就是对的，在争论中就得服从他的。１９４２年，在重庆发生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争论。有人说，民族形式就应该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如扭秧歌、大鼓书等等，父亲反对这一观点，主张应该继承五四的新文艺传统，这是主流，至于旧形式的文艺应该是作为次要的东西，不要取媚于大众，不能老是停留在大众喜闻乐见的水平上，还是要提高的，这就是他的理解。为此，他专门撰写了７万字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对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何其芳、陈伯达等发表的论争文章进行点名批评。他没有顾忌这些人是党内的权威。可是一旦论争的一方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站在统治地位了，那就不允许你反驳了，就没有平等的论争，“反对民族形式”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了。
宗派问题在“典型问题”、“两个口号”、“民族形式问题”、《论主观》等方面都有表现。父亲认为互相论争没有什么关系，很正常的。实际上，他并不完全同意舒芜《论主观》上的观点，可是那文章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现在攻击这本刊物，他就要起来维护。１９４８年３月，共产党在香港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几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我父亲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批判，谈不上什么论战。１９４９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作国统区文艺情况的总结报告，已经把胡风身边的一拨儿人当做错误的文艺倾向点出来了，只是没有点名。１９５２年，周扬说你到北京来，我们来讨论你的文艺问题吧，可实际上，你刚一解释，他就要你“脱裤子”、“割尾巴”，根本容不得你有反驳的余地，双方无法开展心平气和的论争。宗派之争、学术分歧的两方慢慢变得不平等了，不过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公案也罢，隐患也罢，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了。再往前，就是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剿，郭沫若曾经化名杜荃攻击鲁迅，后来鲁迅去世，郭沫若又是另外一种表态。３０年代，周恩来在武汉曾经宣布，鲁迅去世之后，党内以郭沫若为文化界的旗帜，我父亲等人当时是很不以为然的。
许：经过您父亲这么多年的冤案之后，现在应该怎么看宗派问题？
张：当然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过，有些事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像夏衍先生在新时期，思想很开放，能够与时俱进的，可是人家一跟他提起３０年代，他就很生气，就要恼羞成怒了，这成了他至死都化解不了的一个情结。他不满意鲁迅，因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赛金花》，又不满意冯雪峰，因为冯接近鲁迅而疏远他。我父亲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是这样的。文革期间，要他揭发周扬，他没有照办，不想借机做文章，他不认为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不愿意落井下石。
许：但在３０年代，无论是您父亲还是从周扬方面，宗派意识都应该是比较强烈的。
张：周扬和冯雪峰之间有矛盾、有隔阂，开头他们把鲁迅算为“雪峰派”，雪峰为了避开这个矛盾，就到江苏当宣传部长，我父亲与鲁迅比较接近，他们又说鲁迅是“胡风派”。双方都有这样的意识吧。１９８８年的平反文件里有一段讲到了宗派主义，认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宗派主义的产生有当时的历史环境。文件中最好的一句就是：关于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争论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和党的“双百”方针，让人们通过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许：胡风文艺思想的骨架是从鲁迅丰富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有人说他是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还有，鲁迅先生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绝顶忠实的传人”是有些人说的，更多的人说他是鲁迅的学生，他自己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至于说鲁迅先生对他的影响，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五四反封建的传统，对封建传统坚持韧性的战斗精神。他提出“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命题实际上就是鲁迅所批判和改造的国民性。二是在文学活动的做法上，鲁迅讲与其空等天才不如做使天才能够产生发育的泥土，他也是按照鲁迅的这个想法来编刊、来发现新人的。作为刊物的编辑，他对文艺青年特别重视，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方便。例如，他给田间出诗集，就费了很大的劲。“七月派”诗人侯唯动是流亡青年，写《斗争就有胜利》，父亲想法帮助他发表。我现在尽力帮助研究胡风的青年学者们，应该说也是受到父亲这种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父亲一生服膺鲁迅先生的教诲，以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为了发扬鲁迅的精神，继承鲁迅的事业，他是不遗余力的。
许：鲁迅精神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探索的意识，在这方面，他在解放后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张：那倒是。按照鲁迅的要求，是要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不服从权威，不能人云亦云。
许：鲁迅对您父亲个性的评价立足于充分肯定，当然也指出了一些弱点，说“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结合他后来的遭遇，您认同这个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