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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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这个评价见于鲁迅逝世前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上世纪８０年代，父亲撰写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里面就提到这封信。耿直，易于招怨，是差不多的。神经质，也是有一些的。文字的不肯大众化、拘泥，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刚开始写评论文章时是有这个情况，３０年代作家写的文字都差不多是这个味，有点疙疙瘩瘩的。我感觉，他后来写诗论的文字是非常通顺和有感情的，刊物的编后记写得也非常好，他主持座谈会的发言也是通畅的，他在编辑刊物时，经常弄一些补白，以及与作者、读者沟通的小栏目，很活泼的。这是我的看法。
许：耿直，易于招怨，也就是两边不讨好，这实际上被后来的事实验证了。
张：对，对。因为他反对国民党和亲共，他的书在５０年代初的台湾都是禁书。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时期，他是上了黑名单的。但共产党也不拿他当自家人，还要批判他，认为他的主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对垒时是处在夹缝中生活的，我觉得您父亲的夹缝比他们还要窄。
张：是的。父亲一直自认为是左派的，他从来不愿加入民主党派，不肯当民主人士，如果你拿他当统战人士对待，他会觉得对他是个侮辱。他只想加入共产党，在日本曾经加入过日共，回国后，他提出党籍问题，周扬、阳翰笙等人没理会，冯雪峰３次跟他说已经批准他入党了，又３次跟他说党内更难弄，还是别入了，所以他最终并没解决党籍问题。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早年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你看我家的书架上有许多马列著作，都是他陆续买的，他看得很认真，上面有不少批注。
许：解放后，您父母与许广平有来往吗？她对您父亲的冤案抱有一种什么态度？
张：当然有来往。１９５５年，她在发言中也只能揭发说胡风欺骗了鲁迅。１９５７年说冯雪峰欺骗了鲁迅。到文革时，就改为说是周扬迫害鲁迅了。她也难，她也难，对吧?芽不过，她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揭发出来什么具体的事情。
许：遵循五四精神、继承鲁迅传统是您父亲探索革命文艺的立足点，也是他分析形势、思考文艺、臧否人物的一把尺度。那么，他的文艺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张：父亲一直强调要发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还有就是写真实。其实这是普遍的真理，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可是不能用文艺来图解政治和表现政策，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到处有生活”本来是父亲为强调在国统区也能用文艺进行斗争而用的，是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后来受到了批判，说他的意思是国统区的青年就不必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了，实际上是把他的那段话割裂和曲解了。他的意思是：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如果都去解放区，那谁来从事国统区的斗争呢？他为此也作过辩白。
他认为，作家写东西时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抗战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和诗，他认为报告文学不能是空洞的，诗不能是标语口号式的，而应该是真情的流露。为什么茅盾跟他的关系不好呢？他对茅盾的《子夜》很反感，觉得是从客观主义和理性的角度写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不是很真实和生动的。父亲认为，创作就应该有一个作家和人物共生死、共悲欢的问题，他有一个词叫“爱爱仇仇”，就是爱我所爱的，仇恨我应该仇恨的，用这样的思想感情来写文学作品才有价值。为什么他特别喜欢路翎的小说？就是因为路翎的小说完全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不像有些人写的是教条的、客观的。他主要是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这两种倾向。
许：就是说，他在文艺理论上主要还是继承鲁迅的精神。
张：对，对。
许：抗战时期在重庆、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对您父亲文艺思想的不满，甚至发起了一定规模的批判，但您父亲似乎没有什么足够的警觉。是不是因为拘泥于学术、执著于学术导致他在政治上的迟钝？
张：他认为这些人不代表党。
许：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可都是从延安过去的，左派色彩很浓啊！
张：所以他想不通啊！比如香港批判发生在内战特别激烈之际，快要建立新中国了，此时要紧的是团结一致地对付国民党，为什么这个时候却发动了对自己人的批判呢？他认为自己从来都是跟党走的，没有二心的。抗敌文协的事情，他是听冯乃超的。皖南事变后的撤离，则是听从周恩来的指示的。虽然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跟鲁迅相通的，他认为，鲁迅就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要和鲁迅一样，把自己当共产党员对待。
许：在解放前，您父亲为了追求真理、坚持自己的文艺见解，既要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又要应对革命阵营内的责难，在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之际，还要克服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真是一个孤军奋战式的英雄，有堂吉诃德那样的勇气和精神。
张：是这样的。对同国民党黑暗势力的斗争，他是很坚决、很自豪的。可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那种斗争，他就想不通了，就苦恼了。
许：对于革命阵营内部由意气、宗派、学术争论上升到那样的高度，他是不是一直都很困惑？
张：那肯定是有的。香港批判时，不能开展正常的学术争论。有一些文学青年办地下刊物，写文章对此表示不满，有些意气用事，他就觉得不好，毕竟是党的刊物嘛！就自己写了一篇反批评的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目的是把事情说清楚，是以论辩的方式写的。他去东北解放区后，由我母亲在上海将它出版了。
许：他在香港跟冯乃超谈到今后的打算时，提出了“三不”，就是不写理论文章、不编刊物、不担任文学上的领导职务，说明他对形势还是有一定的预见的。
张：他只想搞文学创作。实际上，他也正是在创作上下功夫的。解放后，他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和长诗，但发表起来有困难。胡乔木给他安排了３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可是父亲觉得都不好做，还是不做的好，当然又不能完全拒绝，只好说首先应该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的情况才好接受具体的工作，工作应该怎么做，应该有什么宗旨。胡知道他实际上是不想做这样的工作。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同路人作家。１９５３年，我家搬到北京，父亲担任了《人民文学》的编委，却很难开展工作，这证明了父亲当初的顾虑是准确的。
许：从香港北上到解放区后，面对一种全新的环境，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张：１９４８年底，通过香港转到解放区，他很愿意。在香港的顾虑还不是太多。到解放区，投奔新天地，能够接触新的人新的事，他高兴得很。在共产党面前，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到东北后，他很快就认同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但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困惑，他看到和听到了文艺界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又听人介绍延安整风的情况，知道有些人被抢救为“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丁玲说她自己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扬不同意出版，说散布了阶级调和论，但是毛泽东说好，书才得以出版了。萧军跟他说自己在东北挨整的惨状。有的作家抱怨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写不出作品来，也没有时间和好的心态写东西。大家普遍都对文艺的现状感到忧虑：文艺领导方法简单；对作品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解，直线地反映政策；不敢深入人物的内心，不敢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作品流于表面……同时又听说，在延安，周扬讲演时一提到鲁迅，就要转骂胡风，似乎鲁迅对他们有意见都是由胡风引起的。在华北大学，凡读过胡风作品的学生都要在鉴定上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的字样，一些在《七月》和《希望》上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多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等等。这让他难以理解，冲淡了他到解放区后见到新人新事的兴奋和喜悦，他的日记里对这些情况都有所反映，不过在日记里他未作任何评论。
许：第一次文代会前后，他时时有被人排斥的感觉，对“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这样的断语，他是怎么面对的？对于难以避免的同周扬等人的冲突，他有妥当的化解方式吗？
张：他的化解方式就是“三不”，更不跟周扬争地位，以避免产生矛盾，但是也没有躲掉。本来，文代会关于国统区文艺情况的报告是要他参与起草的，他辞掉了，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因为自己刚刚受到批判，再说要总结国统区１０年的文艺情况，需要有整体的了解才能有发言权，不能大而化之地说这个问题。说“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这点他实在接受不了，但无法提什么意见，没法子争辩，没有他发言的地方。在这次会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许：解放前，父亲整体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
张：我父母是１９４６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的。１９４８年底，父亲从上海经香港到解放区，前后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那时十来岁，家庭主要是我母亲管理的，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什么太多操心的，说不上什么兼顾。整体的生活状况就是颠沛流离和经济上的窘迫。（连载一，本文分３期连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