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新时代潮流中的徐悲鸿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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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瞿秋白的短衫，换成了徐悲鸿笔下的长褂。背景墙壁悬挂的版画，徐悲鸿选用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她是鲁迅最推崇的德国版画家。
政治失意的瞿秋白，在文学上与鲁迅同舟共济，鲁迅折服于瞿秋白对其杂文的评价，他题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真正的大师都是孤独的，徐悲鸿要画出孤独与孤独的欣赏，是否也蕴含着渴望被理解的初衷？
遗憾的是，直到徐悲鸿去世，这幅画依然未能完成。
似乎徐悲鸿有着某种先知之明。他作画向来成竹在胸，构思完毕就一气呵成，而这一次却不同，犹豫不决，渐行渐止，画布上游走的线条，只留下碳素笔勾勒的人物轮廓，而没有画出人物的全部神采。
两位穿长衫的文化人，凝固在徐悲鸿的草图之上，居然穿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如果徐悲鸿真的浓墨重彩，完成了这幅惊世大画，以后画的命运又会如何？会不会如同画中的人物，历经坎坷，百口莫辩？
鲁迅与瞿秋白这一对人生知己，后来的命运却出人意料。鲁迅被捧上了天，因为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一再攀升，杂文似乎不是文学，一跃而成战斗的武器。反之，瞿秋白被打下了地，英勇就义的史实竟忽略不计，《多余的话》也定性为叛徒的证据。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拨乱反正，鲁迅与瞿秋白抖落了一身政治风尘，才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真实的鲁迅与瞿秋白，就该是徐悲鸿画出的轮廓，他们不过是两个文化人，一根烟，一支笔，瘦弱而坚强。未完成的画比完成的画，更让人回味。
又一幅未完成的画：《骑兵英雄》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徐悲鸿亲自带领中央美院的教师，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英模人物画像。
这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这位战斗英雄，名叫邰喜德。应该说，对他的选择，徐悲鸿用心细腻，他找了一个自认为容易熟悉的对象来画。邰喜德是位骑兵战斗英雄，骑兵自然离不开马匹，有了马，徐悲鸿便得心应手。
徐悲鸿让邰喜德坐在高凳上，形成仰角，显然他最初想把邰喜德画在战马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却是画在马下的。可见当时大师画了不止一幅，即使这一幅也是半成品，因为在正式出版物中，注明此幅油画是“未完成之作”。
这个遗憾中间，究竟包含了什么？
2005年3月，笔者远赴内蒙古赤峰，在那个塞外边城，走进赤峰政协原副主席邰喜德的家。可惜，邰喜德于2003年去世，终年76岁。
邰喜德夫人哈森拿出邰喜德生前的笔记，讲述了画像的经过：
1950年我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全国英模大会结束后，总部通知让我留下，说有画家要给我画像。我当时才23岁，不知道这位画家是谁，更不知道有多大名气，只知道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
第一次见到悲鸿先生，是在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很大的院子的一间很大很亮的屋子。徐悲鸿和我个子差不多，看上去40多岁，其实他55岁了，人长得很精神，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的颧骨有点儿高，像我们蒙古人。第一次去美院没画像，只是彼此认识了一下，聊了聊，徐悲鸿就请我去街上的饭馆吃了一顿饭。
以后正式画像了，就每天上午用车把我接到美院，悲鸿先生站在一个画架后面，让我穿着军装坐着在高处。他一边画，一边跟我聊天儿。他没有架子，也十分随和。画的时候，我可以活动一下手脚，可以喝水，甚至可以走动。每天画一个多钟头，画过之后，悲鸿先生就请我上街吃饭，每次吃饭他都请他的好朋友田汉作陪，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天气渐凉，我们大多是去东来顺饭馆吃涮羊肉，喝茅台酒，徐悲鸿只喝一点点儿。
田汉又能喝又能讲，有说有笑，妙语联珠，加上火锅热气蒸腾，使席间气氛十分活跃。田汉当时留着胡子。吃饭大多是徐悲鸿花钱，有时是田汉做东。他们还陪我看过戏，演员都是青少年，估计是戏剧学院的学生。看戏的时候，他们两位亲切地和我谈话，给我讲解戏里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一个多月，基本画好了，我们就依依告别了。
当时邰喜德年仅23岁，已经是立了大功的骑兵团参谋长，到北京开会后名扬全国，理应前程似锦。可惜没几年，他竟被错误地划成“右派”而半生蹉跎。邰喜德生性耿直，炮筒子脾气，他对当时的苏联顾问看不惯，就提意见，话说得很尖刻，叫有的领导下不了台，结果就挨了批。后来“反右”，他就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党籍和军籍全被开除，发配到农场干重活，一干就是20年。
嫁给邰喜德的蒙古族同乡护士哈森，认定邰喜德是个好人，是被冤枉的，他们一如既往地相爱。在最无奈的痛苦日子里，徐悲鸿当年给他画的肖像画，是邰喜德的最大安慰，他时常悄悄地打开画册，喊一声悲鸿先生，泪流满面。
邰喜德突然消声匿迹，而徐悲鸿画的这幅“未完成之作”，仍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厅悬挂。每当政治运动来临，纪念馆就得更换展品，只有这位被收入各种画册的蒙古族骑兵英雄，牵着战马，带着青春与刚毅，一直未被更换。
一位艺术大师与一个骑兵英雄的深厚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哈森找出邰喜德去世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发来的唁电：“今悉邰喜德同志病逝，他的英雄事迹将长留人间。”
徐悲鸿画出的这幅油画，写明是“未完成之作”，仿佛又是一个预言。留给人们的感叹，不只是徐悲鸿的笔墨丹青，还有邰喜德的人生遭遇。徐悲鸿能给邰喜德以生活的勇气，激励他在屈辱中挺直腰板，等到了平反的这一天。邰喜德终于来到北京，站在徐悲鸿给他画的肖像画原作跟前，他与曾经是骑兵的自己见面，再谢悲鸿先生。
徐悲鸿慧眼识英雄，可见画笔也是会说话的。
工作繁重突发脑溢血
1951年初，正在四川的画坛老友董寿平给徐悲鸿写信，讨教如何应对轰轰烈烈的艺术改造。这位著名画家曾与徐悲鸿探讨改造旧文人画，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因此走出自己的路，赢得“董梅”、“寿平竹”的盛誉。能否照此继续前行，董寿平不免有些迷茫，他可能觉得徐悲鸿身居中国美术界领导之位，比他在四川要清醒，故写信到北京询问。
徐悲鸿非常理解老友的苦恼。艺术家走出精神的困扰，比寻求物质的满足更加迫切。他也想将自己的理解与老友分享，很快复信：“寿平先生惠鉴：承手札询及艺术改造之事，弟不暇自己亦在转变之中。简单盲之，即今后一切均当服从政治。政治则由忘我思想之无产阶级领导，故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也。实中国自有文人画以来，绘画即觉失其独立性。昔日为文学诗词服务，今乃转向为人民服务。旧形式倘有可用处，尽量利用，如不可用者则扬弃，好借以出笔新，鄙见如是，未知有旧矣！”
董寿平后来说，接到徐悲鸿作答的信，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说出了他们这些旧中国来的文化人的心声。
后来，董寿平调到了北京，几乎每周都去徐悲鸿家切磋画艺。他与徐悲鸿对中国画的观点有共同认识，同意徐悲鸿对于旧文人画不能全部排斥，理当取其长，加以改造出新的看法。当时有一种风气，只重视宣传画，不重视国画，更不主张练毛笔字。他们为之焦虑。徐悲鸿很有感慨地说：画国画要多读书，要写好毛笔字。
1952年，徐悲鸿从北京启程，前往山东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那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新闻。他将《鲁迅和瞿秋白》的创作放下，准备亲眼看一看劳动者的场面，画出大幅的《当代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