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新时代潮流中的徐悲鸿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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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陪同徐悲鸿的梁玉龙，是徐悲鸿的学生，如今已经是80高龄了。他说：“那时徐悲鸿先生很忙，事情太多，他又想作点画，就说，我想躲避一下这种繁琐的人和事。正好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开始了，他就想去。当时他年纪大了，要有个人陪他去，领导就要我跟着他一块儿去。我跟他是坐火车到工地的。本来要给他买软卧铺票，他不同意，要跟我们一起坐硬卧，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对人很平等的。”“徐悲鸿先生主要在工地写生，找了一些劳动模范，当场画。在工地上一画就是一两个小时。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那儿画速写。当时天气很热了，太阳晒得厉害，我就给他打了把伞。有时我把伞交给别人拿，用带去的相机给徐先生拍照，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冲洗出来，送给徐先生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我的照片全抄没了，徐悲鸿纪念馆的也大部分没了，工地的照片只剩了这一张。”“当地人都很热情，听说艺术大师来了，有很多人崇拜他啊，很多人来看他。徐先生早上6点钟起床，刷牙洗脸，就读读报纸，他说，不了解国家的政策就没办法来领导。他当时是带着病去的，因为高血压，是很重的病，他带了药，当时精神还是很好。他画画，很有神，旁边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生病的迹象，没有。”
徐悲鸿从工地回到北京，抓紧构思这幅描绘水利工程的油画，同时过问中央美院的教学，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
他的女儿徐静斐含着泪说：“那是我父亲第一次脑溢血。我在安徽，接到继母的电报，说父亲病危速来京。我请假连夜赶到北京。一到医院，看到我继母，我哥哥，还有我父亲好多学生，都坐在楼梯口。我继母说，他们等了3天了，不能进去。我只好也坐着等。等到第五天，我去求医生，我只有7天假，不然见不到了。医生说，你进去10分钟吧。
“我就进去了，轻轻地喊，爸爸我来看你了。我父亲睁开眼睛说：丽丽，你来了。他跟我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了5遍，还做了笔记。学习了以后，就到山东工地上给劳模画像。他说，你没看到那个工地啊，人有多少啊，我在那里画速写，以后还要画大油画，我要用艺术来反映建设者的热情。他一面讲一面笑。我就问，爸爸，你参加哪个民主党派了吗？他说，我什么民主党派都不参加，我要参加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医生说十分钟到了，你马上离开。我含着眼泪，紧握了我父亲的手。我说，爸爸，我走了，你要多保重，你会好起来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
徐悲鸿当时被送进中央人民医院，周恩来指示医院尽力抢救。医院给徐悲鸿用了当时最好的药物。当徐悲鸿从昏迷中苏醒，就急着问，医院抢救用了多少花费。廖静文告诉他，医疗费是报销的，他说还是要知道用了国家多少钱。廖静文只好到住院处去结算，再告诉他。徐悲鸿住了1个月的医院，医药费4000多万元，当时1万元折合现在1元，也就是现在的4000多元。徐悲鸿歉愧地说：“我们国家还很贫穷，百废待兴，而我却耗费国家这样大一笔钱，等我好了以后，要以加倍的工作来偿还。”
徐悲鸿有着传统的朴素理念，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初他对帮助过他的人是这样，如今他对他的国家也是这样。身体略有好转，他就要出院，不愿占用床位。医生同意了，开了些药，让他回家疗养。医学发展到今天，有了控制血压的药物，而且知道高血压患者需要适当活动。而当徐悲鸿在世时，对于高血压与脑溢血的治疗还没有特效药，医嘱就是卧床休息。徐悲鸿躺在病床上，人不能动，思绪却依然是活跃的。
有一天，艾中信去东受禄街徐悲鸿家探望，见徐悲鸿侧卧在床头，抬着头望着什么。发现艾中信进屋，徐悲鸿欢快地喊：“你快来看看，像不像猫头鹰？”
“什么，像什么？”艾中信一脸疑惑，顺着徐悲鸿的眼神看去。原来，徐悲鸿卧室中间有一根木柱，柱上的两个棕色节疤，真像猫头鹰的眼，周围一圈圈的木纹，宛如形成鹰隼与羽毛。柱子基本保持树干的自然质感，可能是抚摩久了，蹭得很光滑的“猫头鹰”有点突现，特别是如眼睛似的节疤，犹如精致木雕一般的传神。
艾中信也惊叹，太像了！徐悲鸿举起手臂，兴奋地指着它，要学生看些造化天成的自然纹理，说这只“猫头鹰”，未经人为加工，却纯朴天然，造成出乎意料的美感。前来探病的艾中信，没想到徐悲鸿抓住他，大谈一通形象美与形式感，一句也没谈到他的病。可见病中的徐悲鸿，想得最多的，仍是他所钟爱的艺术。
《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为何没有选上
当一大批反映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的文艺作品，走进人们的生活时，徐悲鸿要使个人创作跟上时代步伐，想要画出理想中的新《愚公移山》，他在领会，他在寻找，似乎有些吃力。同时，他作为中央美院的首任院长和中国美协的首任主席，要领导新中国整个的美术创作，其责任、负担和甘苦更可想而知。
当时国立北平艺专改为中央美院，一起并入的还有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师生，是解放区的一批美术骨干。春暖花开的时节，在家养病的徐悲鸿请来王朝闻、王式廓、董希文这些解放区画家，也请来艾中信、侯一民等原国立北平艺专的师生。大家坐在徐宅院子的葡萄架下边，徐悲鸿一脸微笑，要给大家看个宝贝。
侯一民说：“干什么？看他从丹麦买回来的小瓷玩意儿。他老先生就把这个玩意儿捧出来了，‘山林神戏蛙’。就是一个山林神，长一个小犄角，这上头有个小青蛙，那么一个小陶塑。让我们去就看他这个东西。所以徐先生这个人，孩子似的天真。对于艺术的挚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真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其实，徐悲鸿用心良苦，他表达的意思，远比一件艺术品内涵丰富。作为一位艺术大师，他在政治上也许是天真的，但他的天真体现着人文关怀，对不同身份的艺术家一视同仁。他以为，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
来自延安鲁艺的李琦教授说：“徐先生有时叫我们到他家里，给我们看一些中外名画，还请我们吃东西。我害淋巴结核，到杭州去了。徐悲鸿就让他夫人廖静文写信，让我赶快回来，说北京也有治疗的医生。他也有这样的病，拉我一块儿找医生看。这个病床是我，那个病床是徐悲鸿。徐悲鸿对我的关爱，我想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解放区来的这些同志。”
当时与徐悲鸿共事的教师和徐悲鸿学生都记得，北平解放以后的徐悲鸿，想创作时代性强烈的大画，尤其是《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有一张徐悲鸿晚年作画的照片，他坐在凳子上，拿着油画笔往画布上画着，画布上就是穿着大衣的毛泽东，微笑着朝人们挥手致意，人们挥舞鲜花，向毛泽东欢呼雀跃。
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陈列展厅，还可以看到徐悲鸿画的毛泽东头像素描稿。作画的过程中，徐悲鸿请了不少人到他家去看，听听意见。徐悲鸿乐观地说：“还差400多笔就能完成了。”艾中信经常去徐悲鸿作画现场，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徐先生身体很衰弱，我曾几次看到，他一大早站在凳子上，不停地作画。终因身体不支，也因对这个题材不熟悉，没像他所理想得那样如愿完成。周恩来总理曾亲自看望徐先生，共同商讨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进行创作。周总理说，《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画构思很好，如果早一点告诉我，我们一起研究，可以如愿以偿的。周总理的话，使徐先生受到极大鼓舞。”
徐悲鸿的另一个学生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说：
徐先生在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想画一幅《毛主席在人民中》。构想有4米长，2米高，他找人摆姿态，画得很周到。当时，要选一些画到苏联办画展，周恩来很重视，亲自到中央美院选画，由洪升陪着。洪升是戏剧家，对外联络局局长。周恩来一幅幅地看，确定选哪一张。走到《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前，周恩来在看，洪升说：“下面的人说，题目叫《毛泽东在人民中》，人民应该是工农兵群众，可是画上，都是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把毛主席画在当中，好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