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新时代潮流中的徐悲鸿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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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没表态，只是说：“徐先生还有别的画吗？”洪升又陪周看徐先生其他的画。周恩来说：“画了三个月啊。”洪升一听就明白，是指《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大画，就说：“请总理跟徐先生说一说。”周恩来没吭声。旁边跟着对外联络局工作人员朱子奇，他那时年轻，冒了一句：“不用了吧。”周恩来瞪了他一眼，把他吓得够呛。
在这之前，洪升说的意见，有人跟徐先生当面提过。徐先生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工农兵拥护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包括太太小姐，不是更好吗，不更说明毛主席受到人民的爱戴吗？有人说，那天徐悲鸿在，他跟周总理解释一下，可能就选上了，徐悲鸿不在，太可惜了。后来选了他的其他国画，对他打击很大。其实，徐先生太天真了，他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在当时政治气候之下，他画“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领袖，肯定是通不过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嘛。
徐悲鸿与吴冠中
当时留学回国的吴冠中，因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到中央美院任教，后来因理念不合，离开了中央美院，他曾回忆说：“徐悲鸿虽不掌握独聘教师的特权，但他对人处世仍不失解放前的规格，新教师来，他出面请客。董希文陪着我到东受禄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幸而徐先生请了另—位客人赵望云，他们像是有事商讨，这就缓解了董希文的尴尬。席间，菜肴很新鲜，女主人廖静文指着清蒸鱼介绍：这是松花江的白鱼，刚送来的。”
吴冠中在中央美院任教并不愉快，刚教了两年就开始文艺整风，他被政治运动弄得心灰意冷。“在整风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我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最让吴冠中耿耿于怀的，是徐悲鸿的态度：“有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徐讲得比较具体，很激动，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我非常孤立，只滑田友在无人处拍拍我臂膀：我保护你。其实他自己是泥菩萨，未必过得了河。”吴冠中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宜兴人以“书画之乡”自居，他们最得意的，就是宜兴出了两个大画家，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吴冠中。
徐悲鸿比吴冠中大24岁。一前一后，他们都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就读过。在考入这所世界名校而完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徐悲鸿是上世纪20年代第一个，而吴冠中是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个，此后就是漫长隔绝，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徐悲鸿幼年师从于父亲，国学与国画底蕴深厚。吴冠中则是先学工科，后改学画。在巴黎选择导师也不一样，徐悲鸿选择了现实主义道路，吴冠中则对西方现代派更感兴趣。
与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国的过程相比，吴冠中回国过程更为艰辛，因为吴冠中正赶上新旧政权交替。吴冠中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我们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我们40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1950年暑假，他等不及了，买了一张四等舱的船票，在海上颠簸着回国。放弃在巴黎参赛沙龙的荣耀，怀抱着回国效力的崇高理想，却不被重用，不被理解，吴冠中当然寒心，在半个世纪之后都不原谅。
宜兴走出来的两位画坛同乡，对于绘画理念的解读完全不同，不幸的是，无论吴冠中的观点，还是徐悲鸿的观点，都被人贴上了政治化的标签。艺术见解的分歧，不存在政治的正确与反动的区别。如果徐悲鸿可以发言，吴冠中可以争鸣，那就简单得多了。
整风后不多时，吴冠中就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原因是中央美院要从清华调李宗津与李斛，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就点名，以吴冠中作为对调的条件。吴良镛知道，吴冠中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过4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
实际上吴冠中不愿用程式之“美”描画工农兵，画了几次不成功，改行只画风景画，结果歪打正着，比其他画家幸运，躲过一次次的运动。从文革前的《井冈山杜鹃花》，到后来的《长江万里图》、讴歌领袖故居的《韶山》，吴冠中也是想跟上时代的，只是努力失败了，干脆在边缘中生存。吴冠中如今名气如日中天，不只绘画一再爆出高价，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美文。
一位著名画家建国初期就在中央美院，对当时情况再熟悉不过了，他说，吴冠中从法国留学回国时，觉得对自己不重视，不高兴。实际上当时美术教育主要是普及，画年画，画工农兵形象。我的一个同学在油画系，从开学到毕业，只画了一张领袖像。画国画，吴先生跟老先生合不来。画油画，他的形象凭想象的多，不是从生活中来。吴先生没有受到重视，是当时历史造成的，不能只怪徐悲鸿一个人。
微妙的处境
徐悲鸿虽然身居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他的处境仍是微妙的。一张老照片耐人寻味，照片的说明是，中央美院成立大会召开之前，院领导班子在礼堂议事。正中悬挂毛泽东像，墙上是五星红旗。领导成员坐在中间一条长桌前，其中身居重要职位的是昔日徐悲鸿的学生，而徐悲鸿坐在一侧的桌角，低着头，不知在做记录，还是在深思。徐悲鸿座位如此之偏，似乎也有某种暗示。
其实吴冠中对于自己受到的冷落，并没都算到徐悲鸿的头上，他在若干年后客观地说，“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
一位亲历当年的老教授说，当时有的院党委领导，当面对徐悲鸿说，我们能得到您的指导，是我们的荣幸。而背后对学生却说，对资产阶级权威，要一分为二，批判地学习。学生无所适从，又要我们向老师学习，又要我们批判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全院大会上江丰书记说，我们希望徐院长尽快恢复健康，继续领导美术学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江丰知道，徐悲鸿在美院的弟子多，总会有人把这些话传给徐悲鸿的。
江丰，中央美院的实权人物。他于1910年出身于贫苦工人家庭，比徐悲鸿小15岁，上世纪30年代的木刻匠，画的都是抗争的愤怒者。他在上海坐过两次牢，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当领导时又遭整肃。当他执掌中央美院大权后，以一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忠诚，整肃异己，理由高尚。
李苦禅，齐白石高徒，其花鸟写意为徐悲鸿赞不绝口，徐悲鸿收藏其佳作多幅，认为“白石翁之后笔墨运用当推李苦禅为最”，聘请他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8月5日，徐悲鸿写信给李苦禅，其中有他自己对国画教学的认识：
苦禅仁弟惠鉴：
自今以后，弟在校所任之课为鹰、鸡、茶花、荷、竹五种。务将鹰之飞翔、休止，鸡之欠、伸、啄争斗，茶花花芯、花蒂、枝叶，荷花嫩莲、老莲、叶之反正勾筋，竹节、竹干、枝叶及其风雨中姿态，务极精确。每三星期学成一种，周而复始，第三星期作为考试。用专责成，务祈注意。
此颂暑祉悲鸿顿首
中央美院刚成立，重新安排课程，江丰说，李苦禅的画，是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书记一句话，教务部门不安排课了，说他的画用不上，弄得他一家人生计都成了问题。徐悲鸿当然着急，可是江丰说的，花鸟写意非现实斗争所需，堂而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