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
作者：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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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使大批穷苦市民绝处逢生，同时，也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1948年2月，市区要解严撤卡，物质交流畅通，靠运销为生的合作社面临生存问题。市政府及时作出了将合作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计划，改组为群众自愿结合、以行业为主的劳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发出了《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就合作社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营范围、优惠政策、组织领导等作出了5条具体规定。从1948年1月15日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转产等工作。各合作社纷纷瞄准市场，确定经营方向，到3月底，转为生产社的56个，供销社69个。调整转产后的合作社，形式多样，更加规范，而且由初级贩运营销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生产、营销企业。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合作社不断变更，终于出现了巩固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发展，在活跃城乡经济，解决市民困难，安排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城市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改造——荡污涤浊
1947年11月12日，当正太饭店顶楼那面飘了2年3个月的青天白日旗被炸落那一刻，国民党在这座城市的统治正式完结了，作为政权支柱的守军被消灭了。但是，昔日麇集在国民党的党、政、警、特组织并没有清理，而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没有一天停止过破坏活动，或打黑枪，或造谣惑众，或刺探情报，或指示飞机对重要目标轰炸……
硝烟虽散，战斗未熄。新生的人民政府要巩固政权，要保护人民，要建设城市，无可置疑地要全面清除社会垃圾，还石家庄一块净土。
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
要完成全面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对敌情有详尽的掌握。入城之初，曾俘获了一些国民党党、政、警、特重要人犯，缴获了大批档案材料、文件。但是，人犯并未及时审理，档案材料并未清理，“活”材料变成了“死”材料，清理工作失去清晰的目标。
要完成这一任务，还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入城干部、人民政权和当地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但是入城之初，群众对人民政权不了解，不信任，而进城的干部对石家庄人地两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清理工作出现了混乱和无序状态。《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指出：“对于缉捕权的确定，如，谁才能有权批准，谁才能有权执行，很长时间内迟迟不能决定。于是贫民团、贫农团、工作组、联合会、学校、工厂、医院、这个处那个站、这个部那个队，以及村、街、区、县都可以捕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12月底，全市共捕3483人。
必须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来。
对此，刘少奇多次指示，予以纠正。除了1947年11月和12月的几次指示外，又对派往石家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单独作了指示。中央工委委派了十几名干部，由中央社会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带队，进石家庄帮助审讯处理抓捕的人犯。刘少奇和陈叔亮谈话时指出：解放城市时，对国民党人员逮捕其组织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有些一般问题的也可以放出由派出所和群众监督。只有罪大恶极、有民愤的、有血案的人犯，主要是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一定要执行政策，少杀。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县人民政府证件和确实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后办理手续，方可解走。
根据中央工委的指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加强了领导，利用人民政权的力量，使专政机关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严格政策界限，发动了声势浩大、深入而广泛的大检查、大登记运动，全面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和人员。
1947年12月31日市政府发出布告，限令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中统、军统特务人员、情报员、联络员、社会调查员等于1948年1月15日前，向所在区街公安派出所或所在工厂、学校、机关登记。不久，又制定了《登记审查蒋党人员执行办法》。1948年1月20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又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挖蒋根的指示》，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以清理查处国民党组织来带动政权建设，整顿队伍，完善社会保卫工作，并就对国民党人员审查处理作了政策性的规定。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各区、街结合实际，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群众发动起来了，出现了人人控诉、踊跃检举、亲属规劝、互相担保、现身说法的热烈局面。到1948年2月底，登记清查基本结束，共有6211名国民党人员进行了登记。绝大部分国民党人员坦白交代了身份和活动，恢复了公民权。有1557名因有罪恶或身份不明，送公安局进一步审查。混入干部队伍的，视情况予以清理。
与此同时，依靠专政机关，进行重点侦察，侦破国民党在石家庄的特务、党政组织。公安局用了4个月时间，将国民党在石家庄建立的各类特务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系统基本查清，逮捕了部分首要分子，并收缴了大量武器、电台及文件。
在登记、清理的同时，对已捕获的人犯进行了及时的审查处理，到1948年4月14日，共收审结案1920名人犯，其中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党、政首要分子178人。除少数移交法院判处、移送外地和有关部门外，大部分予以释放。
时间过去了仅仅半年，蒋家王朝在石家庄苦心经营的反共堡垒，随着军事上的败北，在组织上也被彻底摧毁了。一场特殊的攻坚战，胜利结束了。
处理逃亡地主
石家庄解放之初，造成乱捕乱抄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正进行土地改革的周围各县农民进城抓抄逃亡地主。逃亡地主，这是石家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形成的独特现象。
1945年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后，周围新、老解放区的地主纷纷逃入石家庄，以逃避解放区群众的清算斗争。石家庄解放后，四乡农民纷纷入城，将逃亡进市的地主恶霸抓回原籍，将其隐匿在市的财产抄回原籍，有的将工商业也抄没。
这又是一个新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政策。为此，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处理逃亡地主登记处，负责对逃亡地主的处理工作。1月4日，市政府发出《对处理本市逃亡地主的指示》，要求各区动员逃亡地主登记，并将名单及材料送交登记处，各县进市人员由登记处编组，协助调查，财产由各街政府登记管理。指示还对处理逃亡地主的方针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市政府还向周围有关县政府发函，请派员进市商讨处理逃亡地主事宜。依据毛泽东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和石家庄实际情况，制定了划定逃亡地主的标准，组成工作队，逐区逐街设点登记。加强调查，掌握底数，耐心讲解党的政策，登记进度大大加快，到1948年3月10日全市登记结束，共登记逃亡地主828户、3414人，逃亡户541户、1766人。
登记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处理阶段。对这些人的妥善处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对逃亡地主分类区别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政策和具体的处理程序。从1948年2月3日始，至3月22日，全部处理完毕。市内各区共遣返逃亡地主516户、1755人，留市217户、986人；遣返逃亡户226户、685人，留市218户、734人。
同时，市政府又下大力治理从日伪统治始，至国民党政府时形成的以妓院为最，赌场、烟馆相随泛滥的三大公害，净化了社会、安定了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改造石门这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时，又一次显出了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