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
作者：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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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底，是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作为解放战争中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的实验田。石家庄在城市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样本。
没有硝烟的攻坚战
1947年11月12日，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各学校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
中国共产党虽然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建立人民武装时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到1947年再回到城市，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此时对大多数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有的人惊讶马路这么宽有什么用，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笑话。
在某种意义上讲，胜败已不是石家庄一座城市的问题。
因为，此刻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使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就要使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只有掌握了城市，才能完全掌握全国政权，也才能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城市工作的一个样本供借鉴。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朱德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然而，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
这是块被血与火染红、烧焦了的土地，更是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
当时，石家庄虽然人口不足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有人将石家庄社情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妓女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与之相伴随的，是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饥民遍市。
这就是从国民党手里夺回石家庄时面临的社会状况。为此，刘少奇曾概括了解放之初石家庄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护与发展的方针，不是破坏的方针。所以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长期打算。
第二个特点：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和干部都是从外面来的，没有对石家庄情况了解清楚，全靠这些外来人来管理石家庄，和群众缺乏实际的联系。
两个特点，复杂的社会基础，这一切，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人民政权建政之初，基本上沿用了旧的分区制，但废除了保甲制，区以下设街、闾。各区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进街，首要任务是普遍组织贫民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限期完成任务，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依靠对象是城市贫民。很快贫民会和贫民纠察队就普遍建立起来了。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有的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贫民会，统一领导街政权、纠察队”、“一切组织形式都要服从于斗争开展”的口号。
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进行了5—7天，致使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人，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将此种意见认为是群众的普遍呼声，“恩赐”观点由此而生，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先由贫民会讨论对象，然后去“借”。有的富户害怕这种“吃大户”风刮到自己头上，便自动出来献粮、献财产。由献粮发展到献布、献房。
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组成斗争会主席团，一般7人组成，推举2人主持会议。斗争会决定一切，在口号声中，可以捆人、打人，甚至处死，可以查抄平分财产。由此，很快引发了混乱，随意斗人、打人、捕人现象相继出现，并进而发展到清算工商户。当时，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觉悟没有提高，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以后没穷没富了”。有的外籍贫民，听到农村土改平分土地，觉得城里做小买卖难混，便产生了“趁机斗工商户，分点东西，就回家去分地”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一时，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纷纷谋出路。有的东家给店员分货、分股子，大吃大喝；有的愿与公家合营以保全自己免遭清算；有的则想辞退伙计关门；有的转移分散资本、货物，转成小摊贩；有的出走平津。甚至有的工商业者被斗后自杀。
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拨正船头的及时雨
中央工委始终关注着石家庄解放后的城市工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陆续派驻各种工作组，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予以纠正。
早在1947年12月4日夜晚，石家庄社会治安还处于危险时期，朱德就来到了石家庄，视察了炼焦厂、大兴纱厂，听取了石家庄城市接管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之后，他又多次到石家庄视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1947年12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谈道：“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的同志又来了这一套（指解放张家口后工人工资过高，损害工商业，最终损害工人利益的做法），立即纠正过来。”12月22日，在石家庄工商业代表会议上，朱德发表讲话，认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指出，我们的国营经济领导私营工商业和合作社。我们的一贯政策是保护私营工商业，并鼓励他们的发展，因为这对人民有好处。
中央工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刘少奇对中央派往石家庄工作的负责干部，都要接见谈话，交代城市工作政策。先后在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4次对石家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特别是在12月16日的指示中，针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的混乱状况，不仅尖锐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而且全面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针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的问题，刘少奇指出：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是从乡下带来的。……如果也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搞垮。对石家庄各街区普遍采用的斗争会这种形式，坚决予以否定。他指出，不能像农村一样去挖穷根，在城市里要挖穷根，挖到后来，必然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的头上，但就是挖光了工商业，也不能解决贫民的问题。因为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并明确指出，党内这种指导思想，如不及时纠正，继续这样搞下去，事实上会破坏石家庄。
在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方针上的错误的同时，刘少奇提出了保护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政策及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今天的斗争要采取政权形式，一切要经过政府，但政府不能包而不办。通过政权形式仍然要走群众路线，依然要依靠工人、贫民，依靠忠心的、能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进行。领导上要有明确的政策，经常反对尾巴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不能照搬农村的方式，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求解散贫民会，放手组织职工会，组织行业工会，逐渐发现骨干，团结大多数，召集工人、贫民、资本家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多召开这种会议，就会发现好人，然后让他们出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