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作者：夏明星 苏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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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上述这些分歧，所以在毛泽东和中共的眼中，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意共等党，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搞的是“修正主义”；在陶里亚蒂的眼中，毛泽东和中共则无视时代的发展变化，完全从本本出发，搞的是“教条主义”。由于各方“心有千千结”，在最终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中、苏、意等党相互矛盾着的主张都被包容了进去。
但是，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在批判南（斯拉夫）共联盟过程中，中共和意共又出现不和谐之音。
1958年4月中旬，苏共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署名批判文章，拉开了全面批判南共联盟的序幕，中共很快也加入战团，将南共联盟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的号召下，一场世界范围的批判南共联盟“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58年底。从批判的具体内容上说，南共联盟的所谓“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和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不承认和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是要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很显然，南共联盟的某些观点，和意共不谋而合，“今天看来也是一家之言”，但当时中共和毛泽东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中意两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各异：在批判南共联盟时，意共和苏共保持一致：一方面注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仍保持着党际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与苏共、意共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从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两家之间关系，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中国还将驻南大使伍修权召回，南斯拉夫也随后将驻华大使召回，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对于苏共、意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态度上的逐渐软化，中共是十分不满的。比如，中共多次批判南共联盟纲领是为了“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就是针对苏共、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对于中共的不满，苏共、意共心知肚明，彼此的不满在积累。
三、陶里亚蒂指责中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中共忍无可忍，毛泽东亲自决定对苏共、意共等党进行“公开的辩论”
时间进入1962年。这年10月，中国被迫对印度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重挫印度军队；也是在10月，苏联和美国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在中印冲突中，苏联包庇印度，说中国“冲动”、“好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中国批评苏联向古巴偷运导弹是战术上的“冒险主义”、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是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和“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本来，中苏相互指责不关意共的事，但陶里亚蒂却插上一杠子。
1962年12月初，意共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共派出相当规格的代表团参加。12月2日，在题为《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报告中，陶里亚蒂附和苏联，点名攻击中共在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原则立场。
谈到古巴事件，陶里亚蒂这样说：“在最尖锐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输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议并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用撤走导弹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弃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在古巴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
上述一番话，等于说中共对苏联的批评“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
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陶里亚蒂一方面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我们不晓得这次进攻的规模如何——开始的。……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忘掉。”另一方面又说，“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认为：在两个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们任何一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帝国主义野心——中间发生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这两个国家都是万隆会议的倡导者，它们有责任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一个有关边界的问题，何况这条边界又是通过几乎人烟绝迹的地方。中印之间的武装冲突，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冲突，只能使印度领导集团更加严重地向右转。而且，它对于那批中立国家，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些中立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在此，他不分是非地指责中国进行还击“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好像中国破坏了“争取和平共处”。
为此，出席意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共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共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在总报告中，陶里亚蒂还阐述了许多让中共难以接受的观点。
谈到核战争问题，陶里亚蒂说，“核武器的发现和普遍扩散，是武器性质的质变，这意味着只要把这种武器用于战争，那么战争就变成在质的方面和以前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战争性质的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要求作一些新的考虑，要求作进一步深化和有新的发展。”“和平共处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种不可少的必要。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原子毁灭，也就是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我们大部分文明的结束。在这两条道路面前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是毋庸置疑的。”意共这种观点，在中共看来就是：夸大核武器的作用，结果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陶里亚蒂说：“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都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激烈的争论。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同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明确观点。但是，上述观点目前又以一种公开的和激烈的争论方式被重新提出来。”1960年秋，中共在莫斯科会议上坚持“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但被会议最后通过的、象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莫斯科声明》拒绝。陶里亚蒂旧事重提，明显表示对中共观点的不以为然，他还讥笑中共和毛泽东的“纸老虎”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巩固和不断加强，造成了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帝国主义领导集团已不再能为所欲为了。……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错误的。”
谈到和平共处问题，陶里亚蒂说，“和平共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排除战争的竞赛，以及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合理解决今天仍然存在的、引起摩擦与不断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把那些认为这基本上应当是当前共产党人国际政策纲领的人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革命事业，把他们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那是荒唐的。”当时，中共对片面提倡“和平共处”确实进行过指责，并扣上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陶里亚蒂指责中共及其支持者阿（尔巴尼亚）共的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并邀请被中共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南共联盟与会，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和毛泽东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