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作者：夏明星 苏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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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报告中，陶里亚蒂还重申其“结构改革论”——“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推向结构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生产力新的扩张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我们把这个政策叫做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对于坚决捍卫列宁主义的中共来说，意共的观点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这种情况下，中共何去何从？
早在1959年9月，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标志，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论”）。中共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于是，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于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暴力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揭开序幕。1962年12月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开始指名批评中共。
恰巧这时，意共公开指责中共并和苏共“心有灵犀”，为苏共的“三和论”、“三无论”张目。毛泽东一向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定对苏共、意共等党进行“公开的辩论”。
四、由于指桑（陶里亚蒂）骂槐（赫鲁晓夫）的论战需要，陶里亚蒂成了中共的靶子；毛泽东感慨：“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毛泽东又非常注意策略，指示反击文章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于是，中共采取了指桑（陶里亚蒂）骂槐（赫鲁晓夫）、敲山（陶里亚蒂）震虎（赫鲁晓夫）的策略。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评中共的政党很多，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批评的对象，是由于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另外，陶里亚蒂的讲话、论著“稍有理论色彩”，“更有欺骗性”。
1962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是中共回答苏共、意共等攻击的第一篇答辩文章，反驳了苏共、意共等党在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及“纸老虎”论等方面的指责。12月29日，邓小平又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并在附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收到社论稿，毛泽东极其重视，连夜看完，30日凌晨2时写批语给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同时刊登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摘要）》。
随后，《红旗》杂志也在1963年第1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方面，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兄弟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可惜苦了陶里亚蒂。
1963年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透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感慨：“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五、《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题目、引言都反复雕琢
对于中共的指桑骂槐，苏共还以颜色，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1963年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1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1月2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2月2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表明了对当前论战的态度：“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