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作者：夏明星 苏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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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表明，毛泽东说“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好像哄小孩子”。2月27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文中“某些兄弟党的同志”，显然影射赫鲁晓夫。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不过，陶里亚蒂也应该荣幸，因为“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4天连载，也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
“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2月3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他加写了一段力重千钧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2月14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他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然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5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他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16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他又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17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共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共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2月20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共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但由于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其犀利的笔锋也令陶里亚蒂“臭名昭著”，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代名词。
文章认为，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批评陶里亚蒂暗指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反对陶里亚蒂暗指赫鲁晓夫关于核武器改变战争性质的错误观点；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文章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问题上，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实际上嘲笑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最后，文章强调要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值得玩味的是，这篇表面上是反驳意共的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于6月14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强硬反击，批评苏共的“三和论”、“三无论”，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由“指桑骂槐”到“指槐骂槐”，中共的“九评”随之出炉。
由于中共和苏共公开破裂，意共和陶里亚蒂作为“骂槐”的“指桑”作用自然消失，但是由于被中共加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六十随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不过，中共和意共在“小小寰球”上还是彼此关注，陶里亚蒂逝世时，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去唁电。
六、随着苏联霸权面目的暴露，中共、意共重新接近；“把分歧摆在一边”，两党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推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中共表示强烈谴责，意共、西共、英共等17个党也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军侵捷的卑劣行径。这是中共和意共的一次“精神合作”，也是苏共走上孤家寡人道路的标志。
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3党领导人在多次双边会谈的基础上，在马德里举行三党“最高级会晤”，就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共同问题”进行探讨。会后，3党共同发表了一个被西方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联合声明。从此，“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和“苏联共产主义”分庭抗礼，意共等党和苏共又爆发论战。对于意共和苏共“闹独立性”，中共当然是予以理解的；对于中共领导中国反对苏联大国主义，意共等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暗暗佩服。于是，双方自然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