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华诞

作者:阿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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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话剧是舶来品。话剧从它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一直走着一条曲折、起伏的道路,但却一直顽强地生存着。
  
  从日本到上海
  
  1907年,中国正处于清朝动乱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改革、振兴中华。当时一些留日学生受日本新派戏剧的影响,由热血青年李叔同(弘一法师)、欧阳予倩、曾孝谷、陆镜若等组织了“春柳社”,同年2月在东京为国内徐淮水灾筹款演出了话剧《茶花女》(两幕),成为中国人演出的第一出话剧。后又将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话剧《黑奴吁天录》,演出后引起轰动。消息很快传到上海,王钟声等热情响应,立刻组成了“春阳社”,将《黑奴吁天录》投入排练和演出,时间也是1907年。
  上海历来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同样受外国影响的电影已于1905年在上海诞生。一批热爱艺术的青年对话剧这一新的戏剧品种非常热心,很快使上海舞台热闹起来。只不过对“话剧”这一名称尚觉生疏,有人称其为“新剧”,有人称其为“文明戏”,直到洪深根据它“只说不唱”的特点将其定为“话剧”,从此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推广。
  上海早期的话剧人才济济,中坚人物有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有从美国归来的熊佛西、洪深、余上沅、丁西林、李健吾、汪优游、成仿吾、陈大悲等,在他们的热心参与下,几年时间发展很快,新的演出团体纷纷出现,然后又影响其他城市。而上海的话剧团体除“春阳社”外,还有任天知主持的“进化团”和陆镜若主持的“新剧同志会”等。由于新剧(话剧)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戏曲,其中有反映新时代、新事物、新生活的内容,如揭露清朝腐败、鼓吹革命、反映社会言情等,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不久,以田汉为首的一批人在上海又成立了“南国社”和“戏剧协社”,使话剧更上一层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素养,从而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带有革命色彩的剧目,如《共和万岁》、《家庭恩怨记》、《爱国者》、《秋瑾》、《徐锡麟》、《终身大事》等。
  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以田汉为首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业务剧人协会”,其成员有夏衍、钱杏邨、阳翰笙、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章泯、赵铭彝等。之后逐步建立了较正规的话剧剧场艺术,几年内陆续公演了一大批优秀剧目:田汉的《获虎之夜》、《丽人行》、《南归》;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洪深的《五奎桥》、《赵阎王》;陈白尘的《升官图》;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宋之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此外还上演了一批外国名剧:《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华夫人的职业》、《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33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中旅”)。该团成立后到全国各地演出,风靡一时。“中旅”的阵容强大整齐,团长兼导演唐槐秋,其妻吴静,女儿唐若青。还有戴涯、赵慧深、章曼萍、姜明,以及陆续加入的李景波、孙景璐、石挥、陶金、蓝马、舒绣文、项堃、林默予、孙道临等。“中旅”所演出的剧目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外名剧,演出较多的是《雷雨》、《日出》、《原野》,还有《梅萝香》、《阿Q正传》。抗战期间演出了《保卫卢沟桥》、《李秀成之死》、《青纱帐里》、《碧血花》、《洪宣娇》、《文天祥》、《李香君》等一批爱国主义话剧,为此,唐氏父女曾被上海日伪当局传讯和逮捕。
  由于话剧在上海发展的火热,相继出现了不少艺术人才。除前面提到的编、导和演员外,优秀演员还有金山、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和舒绣文等。
  
  北方话剧的摇篮——天津
  
  天津被称为中国北方话剧的摇篮。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李叔同就诞生在天津。1908年上海的王钟声、刘艺舟率“春阳社”到津演出《张文祥刺马》,是津门最早的话剧演出。
  1909年,南开中学创始人严范孙和校长张伯苓提倡新剧(话剧)运动,他们演出的第一出话剧是《用非所学》。1914年成立了南开新剧团。不久,张伯苓胞弟张彭春留学美国归来,任新剧团副团长兼导演,该团最早演出的剧目是反映辛亥革命的《华娥传》。五四运动前夕张彭春创作、导演的《新村正》引起轰动。鲁迅先生于1919年两次观看该剧并在日记中写道:“观学生演剧……《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从1910年至1935年的25年间,南开新剧团编演的话剧达47出。其中《华娥传》、《一元钱》、《千金全德》、《醒》、《仇大娘》和根据外国名剧改编的《巡按》(《钦差大臣》)、《娜拉》(《玩偶之家》)、《财狂》(《悭吝人》)、《争强》(《斗争》)等剧都得到观者好评。
  谈到南开新剧(话剧),有两个人必须提及。一是万家宝(曹禺),他1922年入南开中学,进校后就成为新剧团骨干,先后在《财狂》中饰韩伯康、《娜拉》中饰娜拉、《国民公敌》中饰裴特拉……曹禺曾著文说:“我非常怀念南开中学礼堂后台和校长会议室排戏的情景,我将永远不忘张彭春先生的恩情。”
  另一人是周翔宇(恩来),他1913年考入南开,次年便发起组建了“南开敬业乐群会”。新剧团就是该会的组成部分。周在新剧团扮演了好几个女主角,有《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蕙娘,《千金全德》中的高桂娘等,他还担任布景部的副部长,编过剧本,拉过大幕,写过评论。
  总之,南开的话剧在我国话剧史上有着先导开创的意义,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可以说从欧美输入的南开话剧和从日本输人的“春柳社”是中国话剧会合而成的两条渠道。周总理在世时曾两次谈到天津的话剧,他曾对曹禺和凤子说:“一定要编写一部天津话剧史。”他还对曹禺说:“写中国话剧史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地方的早期戏剧运动写进去。”
  五四运动期间,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师读书的邓文淑(颖超)曾编演了好几出话剧。她在《木兰从军》中饰演花木兰,在《刺杀伊藤博文》中饰朝鲜人安重根。她还在熊佛西创作的《新闻记者》中女扮男装饰胡记者。
  30年代是天津话剧的繁荣时期。在南开话剧影响下,新学书院、汇文中学等许多学校都演出了话剧。其他业余剧社(团)有“东方”、“现代”、“鹦鹉”、“喇叭”、“红叶”、“银线”、“青玲”等。最出名的是天津市立师范的孤松剧团,该团在1935年第一个将曹禺处女作《雷雨》搬上舞台(杨廼庚饰四风,石羽饰鲁贵)。这标志着当时天津话剧已达到相当水平。从1935年到1943年著名的“中旅”剧团6次到津演出,竟能在一个剧场(新新影剧院)连演50场,可见天津话剧观众何等之热情。在日寇进入天津后以及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天津的进步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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