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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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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税制作为共和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财委和政务院事前未请示中共中央，方案也未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就正式出台，在毛泽东看来，这标志着“分散主义”倾向不但没有被遏制住，反而进一步发展和严重。2月21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篇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主义现象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说：“此件有很大教育意义。”很快，“新三反”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转为反对“分散主义”运动。为加强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毛泽东决定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重大调整。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批准。为此规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消；三、以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今后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未向中央提出，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决定（草案）》还规定了政府工作中直接向中央负责的领导人：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上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4月28日，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将经济工作由原来政务院统一领导，改为由5个方面的领导人分别负责，时称“五口通商”，并对3月10日作出的中央领导分工进行部分调整：甲、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乙、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丙、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合作总社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领导，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丁、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划委员会委员饶漱石领导；戊、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资储备局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
在建国初期，中央各部委的工作主要是受该部委党组领导，而部委党组则直接受作为政府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领导。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对各部委的领导是通过中央政府的党组实现的。通过1953年上半年的种种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取消，党对政府的领导由间接领导改为直接领导。在确立了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各系统的直接领导体制后，中央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执行机关。在反“分散主义”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院、署、行的工作，均由各党组小组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确立了中共中央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工作的体制。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提出书面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否则无效”4字下面加了着重点）“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在政府的领导经济工作方面，“五口通商”的经济管理体制确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下属各经济部门的领导，不再通过政务院的中财委，而是分别通过政府新增设的5个方面领导人进行，政务院对5个方面领导人只起到联系和协调作用，其职权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全国财经会议集中批判了新税制与薄一波
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克服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违背总路线的思想认识问题，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务院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及部分省、市负责同志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3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与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即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都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原定开半个月，结果却开了足足两个月。在这次会议上，薄一波就新税制问题进行了检讨。而高岗、饶漱石准备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会议偏离了方向。
会议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并大放厥词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高岗要陶铸放头炮，遭到拒绝。高岗在与会代表中散布消息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高岗利用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施展阴谋活动，散布这次财经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斗争”。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7月13日清晨，薄一波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一波同志：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周恩来七月十二日夜”。
7月13日下午，薄一波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查。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
由于薄一波对新税制持肯定态度，他立即成为与会代表批评的主要目标。从7月14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了批评。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高岗在发言中指出：“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高岗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批薄射刘，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例如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统统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