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
作者：何立波
字体： 【大 中 小】
2007年1月15日，99岁的党内元老薄一波同志病逝。在新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薄一波是一位重要领导人，曾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首任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薄一波见证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他在1952—1953年主持修订的新税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引发了一场新税制风波。那么，这次税制调整到底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在政治上造成一场轩然大波呢？
1950年颁布的旧税制
已经不适应恢复经济的需要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中财委存在于1949年7月到1954年9月，在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出色地发挥了中央所期望的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作用。
在决定成立中财委后，经毛泽东亲自点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协助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后，薄一波出任新中国首任财政部部长，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以后陆续担任中财委副主任。
调整公私关系，即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建国初期调整工商业的核心内容。1949年，全国私营工业有12.3万户，职工164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6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2％。私营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产品产量中，棉纱占46％，棉布占40％，面粉、卷烟、火柴均占80％。1950年，全国私营商业共有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就私营商品销售额而言，批发占全国76％，零售占83.5％。私营工商业，已成为新中国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从经济成分看，这次统一税收实行了不利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从产业上看，实行了不利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例如，对国营商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实行减免或优待；对私营商业，在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则实行多税种、多次征收，手续复杂，商品流转一次征一道营业税、营业附加及印花税。税收方面的严重负担，让私营工商业者的意见很大。
到1952年，税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发动“三反”运动的通知。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不久，党中央作出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到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五反”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但“三反”、“五反”运动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它对私营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运动初期，因为政策和办法不明确而产生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严重地冲击了私营企业，导致出现市场萧条、大批私营企业停歇，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经营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躺倒不干的情况。
与此同时，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的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私营工商业者苦不堪言。诸多原因决定，1950年颁布的税制必须修正，以恢复与发展生产。
为了赶在春节前多征些税，新税制匆匆出台
1952年9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在流通领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税的问题，作出了修正税制的结论，并以“保证税收，简化手续”作为修正税制的原则。同时，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也随后召开，研究了修正税制的问题。根据这3次会议的讨论意见，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方案经周总理逐字逐句修改。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方案。1952年12月31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这个报告于1953年1月3日由中财委党组转报上去）。报告对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工商业税条例的若干修改、试办商品流通税以及对其他各税的裁并税种、调整税率等问题作了说明。
在此之前，财政部专门征求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于12月16日至20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发表拥护修正税制的声明。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宣布新税制自195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必要性和目的时，社论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新税制为之所以要赶在1953年初出台，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在消费旺季多征些税。他回忆说：“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率。”
薄一波将新税制不同于旧税制归纳为两点：一是保税，二是简化了税制。新税制作了一些调整。如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企业打击很大，绝大多数私营业主经营积极性不高，导致税源减少。由于征税手续繁杂、监管成本过高和公私税收不平等等制度因素，导致私营业主心里不平衡，对纳税持消极态度。因此，当“五反”运动结束之后，在中央为解决私营工商业缺乏活力的问题征求意见时，私营工商业者强烈要求调整税收。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当适当扶持一下，不宜在税收上又搞区别对待。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
在讨论修正税制时，财政部采纳了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的意见。新税制从总体上没有增加税种、税目和提高税率，但却改变了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营业税”的做法，使原来国营企业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调拨也要纳税，同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在当时，随着国营和集体企业蓬勃发展，这两块在税收中所占比重很大。这样，国营和集体企业缴税就比过去多了，而私营工商业的税负并没有比过去加重。所以，新税制出台后，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非常不满，私营工商业没有意见。
早在195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发布后，市场上就已出现了物价波动，而新税制则引起了新一轮的波动。如北京市委的报告就说：“去年12月4日根据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北京市有4479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与工商界利害关系很大，其他市民对此不甚注意），因改变了若干税制，今年1月3日又调整了1370种商品的价格，两次调整后，几种牵涉人民生活很大的货物零售价变动如下：面粉涨价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涨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小米涨2.3%，玉米面涨3.7%。”显然，新税制并不是物价波动的唯一因素。但普通市民则认为，新税制是为了增加税收，因此导致了物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