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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胡适的五个女人
作者：苗体君 窦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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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漫长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莲司。回国后他们时通书信、寄赠照片，后来胡适流亡到纽约，他还专程去海文路92号韦女士的旧居凭吊，睹物思人，不胜凄然。韦莲司终生未嫁，保全了她的自由与独立。她把胡适送她的100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50年来她始终未改对胡适的一往情深。
胡适暗恋的人陈衡哲（莎菲）
当韦莲司离开不久，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衡东石湾人，出生于武进。陈衡哲的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清朝的官吏。陈衡哲违抗父命，逃婚到乡下的姑母家，受姑母的庇护。1914年她参加清华学堂招收留美第一批女学生招考，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英文名字SOPHIA译成“莎菲”。1918年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经胡适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她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尽管著作不多，但正如司马长风先生所说：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
1916年，胡适当时正在办一个留学生的杂志，陈衡哲就给他投稿。陈衡哲知道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很支持，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业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称陈衡哲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胡适跟陈衡哲之间从1916年10月开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胡适单方面就寄出了四十几封信，差不多每月平均10封。这四十几封信里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的爱慕，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
1916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胡适“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些通信只是朋友之间的“游戏酬答之片”，绝对算不上“情书”。一则胡适是一个很遵循传统道德的君子，他知道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也是任鸿隽先认识陈的，什么事情也要讲个“先来后到”之礼，“朋友之‘友’不可友”，是当时留学生很讲究的一项侠义传统，胡适更是不敢违背的。更何况胡适是一大孝子，母亲已在家乡给他与江冬秀女士订下了婚约，他也不会轻易违抗母命。二则陈衡哲女士当时正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胡适也不会轻易放下面子，去碰这个钉子。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3个好朋友。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赴美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拼命追求抱着“独身主义”的陈衡哲，1919年还专程赴美向陈衡哲求婚。他3万里求婚的诚意感动了陈衡哲，陈衡哲放弃了“独身主义”，1919年与任鸿隽订婚。多数学者认为陈衡哲抱有“不婚主义”的原因是对任鸿隽不满意，等待胡适向她示爱，但胡适没有开口，回国后不久，1917年12月30日就与江冬秀结婚了。陈衡哲对胡适绝望了，才在1919年与任鸿隽订婚的。
陈衡哲回国时，恰逢江冬秀刚生下一个女儿，胡适忙完家务，便四处为陈衡哲联系工作，费尽了心机，陈衡哲也极力支持胡适的工作。胡适对陈衡哲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1920年陈衡哲回国从南京到达北京后，9月5日与胡适一起到火车站迎接任鸿隽与赵元任。赵元任到清华任教，任鸿隽暂住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任到陈衡哲家，拜见岳父岳母。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他们采用新式婚礼，仪式简单，不讲排场，这符合胡适的一贯主张。胡适对陈衡哲的婚礼颇为赞赏，他说：“婚礼甚简单，最可采用。”不久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了，为陈的工作，胡适出力最多，这也使他有些为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疑惑。1934年《十日谈》第26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短文以评价陈、胡友谊为名，散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诬蔑之词。如说陈衡哲在美国时就看中了胡适，“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胡适把她介绍给任鸿隽；还说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3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辩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3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3人合伙平息了这场风波后，谁料想40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又是忘年交的著名学者唐德刚研究胡适时，发现胡适与陈衡哲之间确实有恋情。话还得从头说。1920年7月，胡适应南京师范学校之约，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期暑假学校讲学活动，时间大约一月多。胡适听说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于8月26日回到北京，并为女儿取名“素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60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才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而另外一位学者苏雪林女士认为：“胡博士替女儿取名‘素斐’，与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体与发音相去均远。唐德刚硬将博士悼女诗《素斐》二字换作SOPHIA，硬说胡博士‘悼女’实则‘怀旧’，更属无稽之谈，况别人的诗文，你可以随便乱加窜改的么?”美籍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则认为：“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总之，3位学者的看法都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