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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一）
作者：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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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跟俺握的。’吕玉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那时，江山看着可老实了，头低着，长头发盖住半拉脸。机场风大。谁也没看清楚谁。”’
正如台恩普所说，我和玉兰这次在机场的见面，是我们婚姻上的转折点。我看着玉兰穿着朴素、待人平易、说话和蔼，一点儿领导架子也没有，原以为我们俩人地位悬殊过不到一块儿的疑虑。立即打消了。而且。看到玉兰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虽说比我大几岁，但并不显得比我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好感。玉兰后来谈起那次见面，笑着对我说：“飞机场上第一次见你，个子高高的。身板直直的，人也挺老实，像那么回事。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相爱
时隔半月后——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北京来到石家庄，算是同玉兰正式见面。动身前，我特地看了有关她的报道。这次，我们还一起到了邢台、临西、东留善固，见到了玉兰的父母亲，总共5天时间。
虽然这次相会的时间很短，玉兰又天天开会，我们只能在晚上交谈一下。可我们俩十分融洽。特别是在生活上，玉兰像大姐姐一样对我百般照顾。她特地向一位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服务员借了间房子给我住。她有时带我去食堂吃饭，而更多的是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晚上，我们两几乎天天谈到深夜。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如故。
当时有人怀疑：“玉兰是中国有名的女省委书记，江山是新华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玉兰是农业劳动模范，江山是耍笔杆子的书呆子；玉兰年龄大，江山年龄小，他们差距那么大，能结合到一块儿吗?”
其实，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成熟的玉兰，也考虑到了。
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我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书记。”
玉兰更实在：“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关于年龄上的差别，玉兰说：“俺比你大几岁，嫌不嫌?”
我说：“女的比男的大几岁，更会体贴人。”
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说：“我尽管是负责政治外事采访的记者，发了不少全国通稿，但毕竟年纪轻，阅历浅，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你多年在基层，可要当我的老师。”
玉兰说：“俺没念几年书，才小学毕业，文化低，笔头子不行，要好好向你学习文化。”
玉兰愿找个有文化的人，我愿找个有社会经验的人。于是，渴望互补，成为我和玉兰结合的基础。
大概，我和玉兰的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玉兰在婚后曾戏称自己是“李双双式的婚姻”。因为。从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期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写了23封书信。
当时，我们彼此都很倾心对方，可是都很忙，又分届两地，真没机会花前月下，只能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结婚后，我把我们婚前写的23封书信，装订成册。如今。当我手捧这些“情书”，不禁又勾起了对那段“热恋”的深情回忆。
起先的几封信，我们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而且完全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种罗曼蒂克。有位看过我和玉兰“两地书”的友人说：“要不是你提示，我还以为是同志之间的工作通信呢!”工作繁忙的玉兰，写信都是利用午休或睡觉前的时间。当玉兰接到我的第一封信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给我复信已是凌晨一点了。
当时，我考虑到玉兰的文化程度不高，尽量把信写得通俗些，详细些。可她在对一封信看过几遍之后，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她在信上还告诉我：“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的相识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玉兰把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怎么回的信，怎么说的话，都一一写在信上。
后来，玉兰的信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江山，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中央的精神，新华社知道得多，你进步得快，你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她对我们俩的结合，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听到的是赞扬，说我们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帮助。”“关于我们的事，领导与同志们都很支持，感到我找到你这样的人，比较满意。他们一直催我们把它早些决定下来，我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好?”“白天的事。晚上爱做梦。有时候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她这种真诚的信任，还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信中经常揭自己的“丑”，多次提到自己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包括自己身体哪些不适也毫不掩饰。她在劝我要注意身体时谈到了自己的教训：“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今天写得乱七八糟，把你当做自己的弟弟才这样说的。”
玉兰的头脑又是冷静的。就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热恋”期间，她还想着工作第一、婚姻第二，一再推迟婚期，并且考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节俭。她先是把婚期从8月份推迟到9月份，后来又从9月份推迟到10月份。她在谈到为结婚做准备时，这样写道：“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又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她在谈到婚礼怎么举行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我真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接触，一个人竟能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窝。这种感情，来源于我对你十几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的敬佩，来源于我对你那革命思想和纯洁感情的崇拜。”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敬慕和信任开始的。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爱情的魅力，来源于彼此的膜拜和尊重。”
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