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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一）
作者：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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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我了”。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玉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而且，我在当不当官的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玉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直到退休，我仍是新华社最基层的一名普通记者。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称为“高攀”、“往上爬”了。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婚姻“老大难”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理解，我应当成全她。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现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你是不是也听到周围人对你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去石家庄之前，就考虑到会有一些议论。我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自己处理得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恩恩爱爱、曲曲折折，我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给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同志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邓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我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呀!”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向她学习!”
“你们两个互相学习!”
“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
“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我，就跟大姐说：“大姐，再见吧!”大姐也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
在1971年5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玉兰当选为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5月，她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到正定兼职，玉兰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前后近10年时间。其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同村的职务。
玉兰在省委工作的主要精力是抓农业。
众所周知，河北历来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农业这个“基础”一直是河北省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始终排在河北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曾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李雪峰、林铁、刘子厚、阎达开等，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方面。我几次听玉兰说：“让俺协助省委其他同志分管农业，这副担子重得很啊!”
1977年3月9日《河北日报》通栏标题为《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圆满成功胜利闭幕》，详细摘发了玉兰在前一天——3月8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这样讲道：“把农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