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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作者：苏振兰 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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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实上，杨刚对革命很忠诚。在她的暗中动员和长期帮助下，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也走上革命道路。同宗兄长、科学家杨显东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杨显东称杨刚为“革命的启蒙老师”。几十年后，杨显东还记得杨刚对他说过：“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作家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杨刚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在回忆文章中，他感慨系之：“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
在杨刚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1932年底，结婚不久的杨刚到了上海，并于次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工作中，她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阿妮格丝·史沫特莱。1933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杨刚重返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较早被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新文学译本。杨刚以“失名”为笔名（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日记拾遗》也收入其中，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1935年，小说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发表在《国闻周报》上。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了由顾颉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据包贵思教授回忆，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她的作品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她就翻译了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译本。后由名家吴宓作序，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次发行，至1947年已发行第四版。文学创作是她所钟爱的，有时是专业，有时是业余，有时是刀枪剑戟，有时是与心灵对话的挚友，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后期。
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在包贵思面前，杨刚总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包贵思，并得到她的理解与同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便把刚3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期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不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
当北平落入日军的魔掌时，杨刚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一气呵成了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
四
1939年夏天，杨刚到达香港，接替萧乾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当时，《大公报》副刊比较自由。杨刚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重申音诣》一文中，她高呼：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她的能力,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上得到充分体现。多年后，当年的同仁谈及此事还赞不绝口：“这曾是一个很有分量也有众多读者的文艺副刊。她在报馆以外的活动多，也经常到外地采访。她可以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稿件编好，交给编辑部处理，她的对外活动既无忧无虑，而编辑部对‘文艺’副刊也不必担心有脱期之虑。因而，可能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但你会依时看到‘文艺’照常出版。”
在香港期间，杨刚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一起，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杨刚的作品是一团烈火，让人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她得到了两个“外号”——“浩烈之徒”、“阳刚女杰”。在香港，她还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曾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一起，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成为日军攻击目标，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如茅盾、邹韬奋）隐蔽和撤退。在日军眼看就要占领香港的时候，她冒险将匈牙利籍国际友人伊斯梅尔·爱泼斯坦（后来的《中国建设》创刊人之一）带到朋友吴在东医生所在的医院，说服吴医生帮爱氏做了一个“人工伤口”，将爱氏乔装打扮成一位遇劫受伤的神父隐蔽在医院里（后安然脱离险境）。最后，杨刚才同部分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期间，她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还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不久，杨刚又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一名澳大利亚籍记者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杨刚历尽坎坷，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以及前方军民舍身抗敌的热情和“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飒飒秋风，为时不久”的末日。后来，这些通讯文章结集为《东南行》出版。
1943年，杨刚辗转到达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自领导下，杨刚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从这时起到抗战结束，大凡到过中国的进步外国作家、记者、学者，以及同情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些美国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不认识杨刚的。
五
1943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国民党当地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离去，使杨刚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是，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她的事业。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女儿郑光迪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10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