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作者：苏振兰 夏明星
字体： 【大 中 小】
一
杨刚，原名杨季徽、杨缤，祖籍湖北沔阳。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因此水害连年，当地的一则民谣道出了沔阳的苦难：“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杨刚的家庭，就是旧中国众多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早逝后，撇下25岁的祖母独立支撑一贫如洗的家庭。当杨刚的伯父、父亲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上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则由武昌守备做起，历任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
1905年1月30日，杨刚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族名杨季徽，上有3个哥哥和3个姐姐。由于杨刚的祖母特别讨厌女孩，所以杨刚曾辛酸地回忆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至于父亲，她在1931年用英文写就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里说，他“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旦他认准了的事情，即使是错的他也要坚持下去”。显然，父爱是没有的。对于母亲，杨刚则是非常欣赏的：“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她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杨刚遗传了父亲的暴躁执著和母亲的坚毅果敢。
5岁时，杨刚进入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杨会康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因此他特别反对孩子读“闲书”，不要说《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关于自己的家塾生活，杨刚在《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残稿《童年》中有过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我们每天要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1922年，杨刚进入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随即改名杨缤，并以“贞白”为笔名开始写作。在校期间，杨刚表现出与众不同：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家庭是革命对象且受到过革命的冲击，却热衷于革命。
二
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杨刚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校参加了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杨刚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南昌市学生总会的联系，南昌各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葆灵女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1927年春，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屠杀带来大混乱，当年6—7月间的南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这时，杨刚从葆灵女校毕业了。由于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杨刚经学校推荐，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
1927年9月，在三哥的帮助下，杨刚告别故乡来到北京。这时，古都一片肃杀，秋意逼人，但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在英国文学系读书期间，杨刚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的好感，并逐步建立起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7年底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平。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
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一说1930年左右)，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50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她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1930年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游行开始后不久，军阀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不幸被捕。期间，敌人以毒刑拷打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是，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
两个星期后，张学良挥师入关，阎锡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败北，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却大长了她的锐气，杨刚还是杨刚，更加坚强的杨刚！出狱后，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作为唯一与会的女同志，杨刚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期间，杨刚还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她和谢冰莹、潘训（潘漠华）、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唱和，共同发起成立北方“左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革命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随即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
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这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关于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同志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于是向那位山东同志请假。这位山东籍负责人没有答应，批评她“怠工”。杨刚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后来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不过，这个偶然事件反映出杨刚当年是多么的“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