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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作者：苏振兰 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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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期间，杨刚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道、通讯。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这个时期，她根据党的指示辛勤工作，写了一系列美国通讯刊登在重庆、上海的报刊上，这一篇篇通讯后来就集成小册子《美国札记》。在这些作品中，她从各种角度对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作了极其精细的刻画，如进步人士所受的迫害和困苦，善良人民的哀怨；垄断大王们对政治的操纵与在民主自由名义下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通讯内容丰富，分析深刻，文字生动有力。刊登这些美国通讯的栏目，后来成为《大公报》驰名的专栏，吸引了许多读者。
在美期间，她还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
针对美国政府口称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廉洁的政府而实质提供种种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这一事实，杨刚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无情揭露。为此，她专门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谴责美国的出尔反尔。现在，这封信还存放在美国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战后对华政策”的档案中。
1948年9月，杨刚横跨太平洋抵达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根据党的指示，杨刚以极大的热情向《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努力推动这家有相当影响的报纸走向新生。为了向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王芸生做工作，杨刚前往上海，住在王芸生家里。那时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几家进步报纸都已被封闭，《大公报》也不断受到压力，胡政之、王芸生正陷于彷徨苦闷之中。杨刚此时对王芸生和胡政之的工作起了作用。10天之后，王芸生就有了行动，香港《大公报》反蒋拥共的态度日益鲜明。后来，萧乾把这件事称为香港《大公报》的一次“起义”，他本人也成为这次“起义”的功臣。萧乾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
六
1948年底，杨刚躲过特务的跟踪，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称“她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女干部”。次年初，杨刚和女儿郑光迪团聚。那时，她正在参加筹备新政协，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长。后来，郑光迪辛酸地回忆说：“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由天津《大公报》易名的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不久，她又随军南下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
1949年9月，新中国开国前夕，将杨刚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凭着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事业的执著热爱，她穿梭于各位民主人士之间做工作。10月1日，她幸福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时，杨刚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以“笔杆子”著称的杨刚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尤其是开城谈判期间，她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又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有人说，在中央领导下，周总理工作班子里有两杆“枪”，一是朝鲜战场那边的乔冠华，另一个就是这边的杨刚。
1954年，杨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此前后出任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为了加强党报的国际宣传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总理提名将杨刚从中宣部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主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
杨刚对国际问题一向注意研究，入党以后一直同时做着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经过后来外交部、中宣部特别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锻炼，她已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是和乔冠华、宦乡比肩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到人民日报社那年，杨刚已年届50岁。由于长年奔波劳碌，体质较差。但是，在工作上，她却无日无夜，生龙活虎。人们常常看到，杨刚上午早早就来到编辑部，到了深夜办公室还灯火通明。晚年，杨刚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都浇灌到党报的宣传工作中去了。她认为，党报国际宣传的头等任务，是把党的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世界上去。因此，她用很大力气抓国际评论，要求对每件重大事件都要发表言论，而且要快、要准确，在文字上要“力去陈词套语，用新鲜生动的思想和语言去表达”。为了能够达到这种要求，她经常同评论人员一道讨论和分析国际局势，学习党的对外政策。每遇大事，她都要求随时进行专人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布置题目撰写评论和文章。重点稿件，她都与撰稿人一起逐句逐段修改。一篇本来不起眼的文章，她这里加一段，那里抹一段，或者修饰一下文辞，要么加强一下语气，不消一两个小时，就改得大为生色……
经过杨刚的一番调理，《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逐渐活跃了。每天版面上都有国际问题的议论，如社论、观察家评论、评论员文章、署名专论……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高度注意，西方有的通讯社和报刊甚至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署名专论当做“中共高级官员”的言论来看待。
但是，杨刚的努力持续了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杨刚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因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与休养后，后遗症已使她不能再继续从事国际宣传，而改为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
七
由于多年的工作性质，杨刚一直患有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烟抽得极凶，每天睡前都服用安眠药，而撞车的后遗症经常使她头痛难忍，服了安眠药仍彻夜无眠，无论如何治疗都不见好转。为党工作的强烈意识与极度无望的激烈冲突，使她离开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世界——1957年10月初，杨刚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多方寻找而不得。她心情更加沉重了。10月7日，她突然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52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还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无不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在追悼会上，有同志用10个汉字、3个加号高度概括她的一生是“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
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杨刚可谓著作等身：她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散见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