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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活佛家族忆旧（１９６６—２００３）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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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当知青的时间里，我还学会了电工，看一些简单的病，扎扎针灸什么的。后来还被安排到公社办的小学校里当过老师。当老师没几天，有两个孩子特别调皮，上课时又是放屁又是打架，有一次打得不可开交，我气坏了，把两个小孩抓过来，把他俩的头互相碰了几下。这下不得了，那孩子的家长带着人闹起来了，说农奴主的儿子打我们农奴的孩子，要变天了，等等。结果我差点脱不了干系。我于是知道不管我怎么改造，我还是一个“六类分子的子女”，甚至连传达“林彪事件”也没有资格去听。
那时候我父亲的腿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勉强上厕所什么的，总是在家里躺着。周围有一些人，像他过去的弟子、一些亲戚轮流来照顾他的生活。我也常在冬天积极要求到拉萨市区来积肥，这样就能抽出时间陪父亲。积肥是这样的，凌晨三四点钟赶到冲赛康集合，三四个人一组分头去掏厕所，天亮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时拉萨的厕所都归国营农场掏，所以我们的积肥实际上是偷盗粪便。有一次在小昭寺偷厕所，被一个老太太揪住了，她骂我们是小偷，要把我们带到居委会去。我说拿点儿屎也叫小偷，这不是太可怜了吗？就装哭起来。那老太太笑了，说算了，你们走吧。还有一次掏冲赛康的一个厕所，那会儿是冬天，屎尿都结成了长长的冰柱，得用十字镐来挖，我正埋头挖的时候，突然上面有人拉肚子，浇了我一头的稀屎，耳朵、鼻子、嘴巴里全是屎，那屎在嘴里很咸，我赶紧跑了出来，又不敢嚷，毕竟是偷粪的贼。同伴赶紧从井里打来一桶水泼向我，简直把我给冻坏了。回家后父亲知道了，倒是笑着说，这好啊，这是“卓”（藏语，祥兆的意思）。虽说藏族是有这样的说法，可这“卓”实在是很臭啊，至今，我只要一想到这事儿，那臭味的感觉马上就来了。
1972年5月正式分配工作，把我分到了拉萨北郊的玻璃厂，但1980年，这个玻璃厂被关闭了，毕竟技术、原料各方面很落后。我妻子就是玻璃厂的工人，她的成份好，从来没有受过批斗之类的苦。我在玻璃厂工作时去过讲师团传达批林批孔的文件。我还给工人们从头到尾地讲《水浒》。这部小说我很熟悉，因为我曾经参与过《水浒》的藏文翻译，那还是1968年，是龙国泰组织的，有好几个人一起翻译，我也翻译过其中的好几段，都是私下里在做，后来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书。虽然那阵子是在被居委会管制着，可学习的热情很高，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书来看。当时我家隔壁是西藏日报社，“破四旧”把各种各样的书烧的烧，扔的扔，我们都捡到很多，像西藏的历史书籍之类。有意思的是，居委会的那些头头不是文盲也是半文盲，要让他们写什么东西，他们还得要我们来写，我们就边挨斗边写总结，还要写自己的交代材料，这倒是让自己得到了锻炼。
我当过司炉工，不久在一个汉族厂长的照顾下被派去开车。那会儿能当上司机在拉萨是很吃香的，姑娘们都要主动去追的。不过起初我不想去，我父亲说，以后你不一定要开车啊，多学一点总是好的，这样我就去开车了，一直开到1980年。这时我喜欢照相的爱好也恢复了，虽然家里的相机都被没收了，就经常借一些朋友的相机去拍照。有件事情我很难忘，当时教我开车的是一个浙江金华的师傅，叫蒋海水，他对我相当不错，师母还常常替我补洗沾满油污的衣服。后来师傅买了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实际上他根本不会用照相机，只是因为看见我喜欢照相就买了相机。但他不给我，不过只要一出差就带上，到了外面或公园里就把相机给我，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连胶卷都替我准备。我这么拍照不久，厂革委会有个造反起家的生产组长，在一次会上说，有的人在“文革”初期就因为拍照受到批判，居然现在还不收敛。我知道这是说我，所以以后很少再去拍照了，直到1980年我从印度回来，调到文联才正式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我拍照都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
记得1956年我父亲从印度回来，给我和弟弟一人带了一个小相机，又叫110，八毫米的胶片，很小，那是我最早接触摄影。当时我们家正在盖房子，于是我就用这个相机平生第一次拍了些照片，我父亲替我冲洗的。对此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看看。我赶紧探头看了一下胶片，那上面都是模糊一团，乱七八糟的木头、石头和人影，我嘟哝道，怎么了？父亲没再说话，一抬手就扔到垃圾箱里了。不过这对我也没有多大的打击。在我上拉中以后，因为学校里有喜欢拍照的老师，我的热情又高涨起来。1965年筹备成立自治区展览馆，学校派了几个人去协助工作，我的藏文老师也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龙国泰叫我去帮忙，于是我认识了当时几个专门搞摄影的，我对摄影真正有了兴趣。我妈妈悄悄给我买了一架相机。我父亲不让给我买相机，只是把他的蔡斯A康借给我用。照片给他看，他很少做评价，只是说一些不论做什么，事先都要认真考虑这样的话。
我的那架相机，上海58II，在“文革”刚开始时被我妈妈藏起来了，因为当时家里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很多东西都被抄走了。我妈妈把相机藏在装糌粑的口袋里，想不到在居委会的红卫兵第二次来抄家时还是被他们抄出来了，他们就把相机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以表示那是他的罪证，押着他到处游街。
我父亲可能拍过几万张照片。过去他有一间存放底片和照片的仓库，有一回他把钥匙给我让我去看，那么多，叫我眼花缭乱。有很多所谓的干片和湿片。干片就是玻璃底片，但都在“文革”中被打烂了。他还有冲洗照片的暗房，“文革”后我找到的三百多张底片全都是他自己冲洗的。他在暗房里有很多他自己的发明。当时没有电，他就利用窗户来采光，以后拉萨有电了，他就买了放大机自己放照片，是美国的欧米茄放大机。
我父亲的爱好很多也很时髦，他对新生事物有了解的欲望，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他的性格是开放性的，再加上生活没有负担，不用为生存而奔波，有足够的钱来浪费。比如说他很早就有收音机和录音机，有一回丹玛森康的女巫降神，他用录音机把她降神时说的话都录下来，然后在她降神之后放给她听，特别有意思。他还有一架电影机，常常在他的暗房里放电影，放的都是印度的老电影，那些十六毫米的胶片我现在还留着一些。不过电影机没有了，五几年的时候借给贵族朗顿了。当时朗顿和一个拉达克商人在拉萨开了一家电影院，叫做“德吉维朗”。这应该是拉萨第一家对外放映并且收费的电影院。当时解放军也放电影，不过是在军区或工委里面。“德吉维朗”有两层楼，差不多两百多平米，里面分了几种不同票价的座位。十两藏银可以坐最好的座位，还可以喝甜茶、吃点心，座位前面有桌子。六两、五两、四两、二两的票价也有。他们自己有放映机，也借了我家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1959年在展览“叛乱分子”赤江活佛的罪证时，发现我家的电影机也在其中，既然这样，就再也不可能要回来了。后来这个电影院重新扩建了，改名为人民电影院，也就是今天的拉萨电影院。
比较起来，我父亲最喜欢拍照。他喜欢拍家人、友人和认识的熟人，还把冲洗好了的照片派人送去。对此酷爱园林的贵族擦绒对我父亲说，仁波切，不要光拍照片，那是费力不讨好，又要出钱又要出力，而且很难说你满意的照片别人也满意，你把照片送给他，说不定别人还不高兴；何必呢，还不如种苹果种桃子，不用费力它自己就会长起来。这倒也是，因为当时相纸和药水都得从印度买来，成本很高。作为一个活佛如此喜欢拍照，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无人对此有异议。不过听父亲说，他最初拍照时，那是二十年代，在一次传昭法会上，他把他最早的那个笨相机架在三角架上拍照，有几个铁棒喇嘛远远地就嚷嚷着冲过来了，我父亲赶紧提着三角架就跑，那几个喇嘛跟着追过去，一直追到了我父亲的住处，一看是德木仁波切，吓呆了，慌忙退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