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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5年第5期

疆域与十字路口:全球市场时代的认同与团结

作者:格雷姆·默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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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消费方式比作股票交易,名人就是消费者主要的投资顾问。名人的选择是每个人的消费可能性的戏剧化表现,也是按比例缩小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大卫·贝克汉姆那样的豪宅,但是很多人可以买得起标有他名字的衣服,也能模仿他居室布置的设计方案。能够享用名人选择的细节,这种逐渐增加的要求促使大量描述名人生活方式的出版物得以诞生。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句名言:富人“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价格,但是不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价值”。由此而生的物质舒适与精神提升之间的紧张关系,风格的退化与其它忠诚的延续,成了消费文化的致命之处。正是从这里,另类的身分认同资源可以重新诞生,并对消费主义发动攻势。
  
  反应与拒绝:原教旨主义
  
  乍一眼,似乎颇为矛盾。过去二十年市场化与流动的消费主义全球扩张,抹去了地理与想象的边界,同时原教旨主义运动空前的复苏,却致力于划定更尖锐的内外、敌友之分,强化边界。最明显的解释是,这两者相互对立,在面对“市场的万能教会和排他认同的重新部落化政治”时,面对麦当劳世界与“圣战”时,人们变得更倾向后者。
  9·11袭击之后,保守的西方批评家倾向于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当作“圣战”大旗的主要旗手,而将美国生活方式视为“文明力量”的卫兵。然而,这一点过于简单化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立在一系列身分认同上:宗教的、种族的、民族的,它也被不同力量所影响。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不同的运动,有的植根于种族,有的则是民族,它们恰好带有穆斯林色彩,将它们捏合在一起,带上恐怖主义的标记,践踏了许多事例背后真正的苦难。但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并不限制于伊斯兰世界。近年来,在印度可以见到伴随BJP党的兴起,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色列不断拒绝巴勒斯坦的提议,伴随着犹太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布什(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对美国福音派宗教权力的观念与支持的倚重,伴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这也不是一场宗教与世俗世界观之争。一些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宗教共同体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之间。例如,马来西亚首相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为了击退保守的伊斯兰最大的反对党泛伊斯兰教党,最近发表了长达六十页的文稿,倡导伊斯兰hadhari的观念,倡导一个更宽容、包容的、向外看的信仰。
  其它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如车臣被描绘成宗教社区,却主要对现有的国家边界提出质疑,宣称边缘的少数民族对自己乡土拥有权利。他们在悠久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植根于种族或是部落的身分认同,他们准备掀起一场恐怖主义的战役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这些观念或许会遇到来自国家的战役,强化现有的国家共同体的统一与优越,压制或是去除这些“外来”因素。这些反应巩固了一个精神的堡垒,在堡垒中每个外来者就成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存在“一种建立起更高的边界与栅栏来保护祖国的渴望”。
  
  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武装形式,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它的政治根源来自沙特阿拉伯,该国政府长期推动瓦哈比教义,一种对伊斯兰的清教阐释,年轻人自发应征参加由美国支持的将苏联逐出阿富汗的战争,准许美国在其领土的军事存在,这片土地也正是伊斯兰的圣地。正是这些具体的情境,而非对西方现代性抽象的蔑视,形成了“沙特之子” 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家族的儿子,奥萨马·本·拉登,也正是这些具体的情境,激励了沙特的国民构成了劫持飞机撞击华盛顿五角大楼和纽约的双子塔的主体。但是如果把“基地”仅仅视为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经典恐怖组织,那就错了。不同的组织反对美国在巴勒斯坦行动不足和在伊拉克行为过度,“基地”只是这些不同团体的一个品牌,是一个凝聚点。它们将“反恐战争”的修辞当成将伊斯兰作为基督教西方历史敌人这一图景的复活。布什总统起初将他的战役贴上“十字军”标签强化了这种印象。“基地”也没有背向现代性,它或许基于虔诚的穆斯林的首要义务是推广同一信仰的四海兄弟之情,这种观点是前现代的团结,但它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的各种可能性,特别是媒体技术。
  快速发展的卫星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带来了媒体大爆炸与媒体全球化,它不仅大幅拓展了流动消费主义的促销范围,也为原教旨主义团体提供了宣传的机会。“基地”组织充分利用了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对新闻源的不断需求与专门市场服务的兴起。它特别是利用了针对阿拉伯民界的半岛电视台,建立起本·拉登演讲录像带的全球受众群。其他的组织发布人质被扣的录像带,把它当成列出要货清单讨价还价的柜台,有些在他们的要求没有满足后播放了人质被杀的画面。不过卫星传送相对更易于被控制,接收天线可以被没收,转送站可以被关闭。相反,因特网对于警察来说更难控制,在网上,特别是在最流行的万维网上,原教旨主义确定了他们持久的存在。而且,由于网络是多媒体与交互技术的,它为推广意识形态,寻求支持,鼓励参入提供了新的可能。宣传创意可以基于一系列形式:文本、静止与活动图像、语音与录音,并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超链接将用户引向已被认可的资源和进一步的信息。他们还可以购买组织专用商品,如书籍、纪念章、海报、T恤衫,可以玩基于组织与敌人斗争的情节的电脑游戏,还可以参加在线讨论和贡献自己的材料。这样的多种参与形式与因特网尚不均等的全球性相结合,使得因特网成为独特的铸造跨疆界团结的创造性空间。
  通过对当代世界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已见到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已经被流动消费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被麦当劳世界与“圣战”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被沉浸于商业全球性与坚持基于历史的分离与独特性的对立所取代。在一个基于1与0的二进制数字技术时代,这种观点明显很有吸引力,而且与时代的精神非常合拍子。但是错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运动,全球公民性的兴起。
  
  全球公民权与批判的世界主义
  
  普通人由臣民转变为公民,这是现代政治生活概念的核心。人人能够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并且促进塑造社会生活的未来,这些权利取代了对国王或皇帝权威的臣服。成为公民就是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事关资源的分配、职位的竞争,都是通过商议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在这个共同体中,差异与异议不是被当作“他者”、“生人”、“外人”、“非我族类”的标记,而是构成一幅完整拼图的一小部分。要实现这一理想,人们需要获取某些资源。这些资源保证了公众参与,支持了不同观点的透明公开。这些资源有的是物质的,如糊口的工资,充足的时间,安全的公共空间;有些资源却是文化的。
  完整的公民权由四类基本的文化资源与权利所支撑。
  信息:人们必须可以获取同塑造他们日常生活和生活选择的事件和力量相关的全部信息。
  知识:由于信息只提供了理解的原材料,他们必须获取完整的框架,将事件放进情景,赋予解释,作出反应和解答。
  表征:他们有权利见到他们的生活、信仰和愿望准确公正地在公共文化的主要场所被表达出来。他们有权利不被无名化,不遭受偏见。
  参与:他们同样有权利在成为文化消费者时成为文化生产者,积极地参与在公共文化中流通的观念、主见与表征的制造与再度制造。
  从历史角度来说,保障这些权利和资源的最初责任在于一系列公共资助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图书馆、大中学校与公共广播机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作为市场化大进军的基本要素,公司化的过程已经加速促进这些机构从私人企业寻求资助,向市场出售服务,将他们的用户当作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压力,仍然会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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