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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定国冤案”的补遗说明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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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还有中央党校教务长罗扬实、哲学教研室成员韩树英、艾思奇秘书吴秉元、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苗青等。其中，罗扬实兼任了中共登封县委第三书记、韩树英兼任唐卢公社第二书记、吴秉元任唐卢公社宣传部副部长、苗青任《登封报》社编辑。他们除了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辅导农民学习哲学，并为“红专大学”的哲学教师讲解有关哲学的知识，艾思奇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村教师和农民讲授哲学课。
当年孙定国也曾赴另一个“三面红旗”典型的河北徐水调研，他还在徐水以“事在人为，理论与实践”为题作了一个报告，肯定和赞扬徐水县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组织“大跃进”等的做法。
时值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当然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刚开始也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能从基层解决的，因此他写信给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中直言：“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写了一篇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文章说：“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是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他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又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至于另一个艾思奇，则是当时多见的失去常识的跟风的哲学家了，有人说：“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下放河南十来个月，对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熟视无睹，并且还为其辩护。”有人说：就在当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不同于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社化”的许多严重问题，于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杨献珍自己也在《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艾思奇当年在河南的言论，如：1958年有一个“千斤省”(即宣称小麦亩产超过千斤)的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写了一篇《揭开7320之谜》(“7320”是指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文章发表在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这个书记还被请到北京作报告，而“那位哲学家在那个省的某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此后到了1964年，“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某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那位同志听了，说某省没有主观主义，说他要挺身而出，为某省辩护。说谁要是说某省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而所谓“一次反映论”，正是那个“大哲学家”所致力于批判的，等等。
以上孰是孰非，不是笔者所能定谳的，而但凡了解建国以后中国哲学界情况的，都知道曾有过几次重大的论战(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称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共和国的“三次哲学论战”——“综合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论”，其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尤其是一个“原则性的争论”，而且堪称是一桩“奇事”。即它“把我们哲学界许多头面人物都考试了一下”。萧岛泉的《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这中间形成的中央党校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的学术思想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怨和矛盾。也是人所共知的，这需要熟悉的研究者来揭示和分析。笔者则无从置喙，只是在这里点到为止而已。
杨献珍、萧岛泉等以为当年的哲学论战和“罪案”。不仅是哲学理论上的分歧，还有围绕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左倾思潮哲学根基的问题，即错误的哲学观点为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杨献珍说：“刮共产风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或者把共产主义当做平均主义。这个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是毫不相干的。这不是在搞共产主义，是在糟蹋共产主义。还有些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东西，不分析我们在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要任何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说要进入共产主义就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而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他们争论的名义是围绕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上——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围绕这一问题是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的命题。杨、艾各自为阵，展开了带有硝烟的争论)。事后，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写道：“1961年时，由于艾思奇一直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做唯物主义的理论，讲课写文章，都是这样讲，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曾告诉过孙定国，叫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这个问题的材料收集一下。他在搞这个材料时。找了于世诚帮助他。材料收集好了之后，印成了一本《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参考资料》。——这本资料出来之后，吓坏了艾思奇，因为这本资料中的每一条都是反对艾思奇的论点的。艾思奇宣布这本资料是‘黑书’。”杨献珍还称当年对他进行“论战”的“围剿者”中，既有“理论恶霸”、“根本不懂理论的理论权威”，也有“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的巴札罗夫们”等。这除了指称陈伯达、康生，显然还有艾思奇其人，由此可见杨献珍积怨之深了。
由此，记得还有人提到如果当年不是艾思奇“适时”病故，不久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艾思奇会如何”的问题，显然，这也是一个让人饶有兴味的话题。据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所述，艾思奇并非是这样一位被人“期待”的人物，至于当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那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写过文章而已”。而且。“我从自己与艾思奇的接触中，深感他决不是一个整人的人。要说他有什么缺点，我倒觉得是委曲求全，退让得太多。不断挨‘整’的这样一个人，却被诬为打手。为此我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记得有这样一种意见的，还有吴江、王若水等。
四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收有毛泽东《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1965年9月24日)，毛泽东批示道：“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注)同志：都看过了。此件尾页上，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