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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定国冤案”的补遗说明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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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地方让毛泽东看：
1963年初夏。杨献珍对许多人说：“我的甄别问题宣布了，在党校有一部分人始终反对我甄别，最后是党中央亲自出面来处理的。彭真同志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叫我写一个简单的书面检讨。后来经过安子文部长和(王)从吾同志提意见作过两次修改，中央书记处批了一下，认为我的问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让我回来继续工作。这一点，我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听了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后，我就认为这是对我翻案的最大支持。少奇同志承认这几年重复了历史上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是错误的。彭德怀的观点许多都是正确的。彭德怀的问题本来就用不着在全党来搞，现在被动了吧?”
1964年8月到9月，杨献珍多次讲：“前几年的共产风，把人民公社几乎给搞垮了。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信心，要求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安徽在一九六二年搞责任田，河南搞借田，实际上人民公社集体的土地又分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的问题。光是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不够，还必须再实行一些补充办法。有些地方必须实行借田、包产到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单干，生产才能搞好。对邓子恢老人家的报告，普遍满意，听了他讲单干这样的报告真是解决问题了。邓子恢是农业专家，这几年农业出问题，就是因为中央没有让邓老管。过去毛主席批判邓老是小脚女人的话不一定合适了，如果农业让邓老管，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随即，1964年9月，中央党校党委成立专门调查组，开始“调查杨献珍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此后，在中央党校等地受到牵连的人多达百人以上，仅中央党校就有154人，至于其中的“骨干分子”，则当然包括了孙定国，他还被召回中央党校接受批判，最终含怨自杀，时年仅54岁。
前引毛泽东的《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写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6月9日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的(同时还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3月1日关于杨献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叙述了自1964年7月以来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情况，列举了杨献珍的10条所谓“主要错误”)。报告说：“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四份，还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份。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他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由于他错误严重，至今仍不回头，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职务。”此后，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将高级党校校委会的原报告以中发[65]592号文件发至全党。
文革结束后，197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作出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原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的报告是错误的，建议中央撤销中发[65]592号文件，并对杨献珍错案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复查报告还说：“杨献珍在主持高级党校工作期间，虽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和办党校的方针，成绩是显著的。康生等人给他扣上的反动帽子及诬陷他的各种罪名和强加给中央高级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随即中央书记处批复并同意了这个复查报告。
毛泽东《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提及4个附件：一、“关于杨献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安插同乡亲属的调查材料”；二、“关于侯维煜同志问题的材料”：三、“关于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四、“杨献珍的书面检讨”。其中，又涉及有孙定国。后来在中央党校据说有一个杨献珍为首的“不正常的组织”，它包括各地党校系统的孙定国、王哲民、曹海波、哈斯等，军委政治学院的李唯一、腾云起，中国医科大学的于世诚等，由此还设立了专案组(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艾思奇负责)对之进行查处。近见穆欣撰写的《林枫传略》(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对林枫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期发生的以上事件说得很少，或者作为一个执行决策者决策的人，他自有其苦衷(书中引用他人文章，说林枫曾对杨献珍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也是因此，后来林枫在文革中受到了惨痛的伤害。这一幕幕悲剧，其实是应该认真总结教训的。
五
1964年中央党校孙定国一封“遗书”的勾勒。激起如许的涟漪，可谓让人思绪万千。
最后，想到了不久前看到的一篇文章，那是发表在《百年潮》2002年第9期上的《“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杨献珍的自责与反思》。如果说杨献珍晚年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作了沉痛地反省，并概括为两句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那么，将之用于此文提到的其他人，大概也并不唐突。杨献珍因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段公案，晚年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和内疚，以至于自己的灵魂因此而常常受到严厉的拷问。他说：“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还说。“不能说只有我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只能说推行了‘左’倾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的人能够认识错误、对自己进行忏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忏悔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自觉精神的。忏悔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示给世人去看，没有勇气和自觉精神是做不到的。忏悔是一个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凭着良知诚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句格言说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爱者而人爱。’一个不知自重自爱的人和民族是不会受人尊重和爱护的，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不知羞耻、缺乏耻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难让他们自省和忏悔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藉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如此下来。非但‘左’的东西不能克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人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忏悔、自省是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形象，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威信的。它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而只会产生正面作用。古往今来不乏自觉主动自省忏悔的人士，法国人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记述了自己平生见不得人和有损他人格的事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在法国和世界的传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审干大会上公开向所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无辜者致以三鞠躬赔礼道歉，不仅没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丝毫损害和影响，反而从这件事情上，更加体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错误根本没有忏悔意识。躲避自省、躲避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一味文过饰非，寡廉鲜耻的人，才真正会自损形象，自毁威信。”
有了这样一段话，笔者就没有必要再就上述的话题多说什么了。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