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关于“孙定国冤案”的补遗说明
作者：散 木
字体： 【大 中 小】
一
拙著《旧日子，旧人物》(花城出版社2007年5月版)收入的一篇旧作——《话说四十年前的“孙定国冤案”》(原刊于2005年第4期《文史精华》)，发表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应。除了许多报刊予以转载之外，也受到了一些读者的批评，其中主要围绕在文章中的1964年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指的“×××同志”究竟是谁的问题上，笔者在文章中曾推测是指杨献珍。经过一些读者的指教，现在确认应是指艾思奇(时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先来重新看看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1964年12月去世前写下的遗书。他写道：党：
在我离开这个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世界，我的心还是向着伟大的党中央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我留下一本×××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去河南的讲话。请中央审查，看那是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看看他所讲的那些问题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伸出四条腿走路，这到底是不是诬蔑。也请支部的同志转给党委_的同志看一看。我生前是不敢讲的，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因为谁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同志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的东西还多得多，请中央看一下。别了!党!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伟大的党!多么痛苦的时刻呀!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当然，我认为他做得是不对的。
孙定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同志”，笔者最早是在中央党校林青山先生撰写的《康生外传》(后又以《一个阴谋家的发迹史——康生外传》为名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中看到的，该书当年影响很大，记得先是由内部发行的，后来于1986年在《新观察》上连载。此后出版的《康生》、《康生评传》、《党内大奸》等都沿用了这一素材。当然，都是林青山先生最先引用的，此后凡涉及到这封遗书的公开出版物中，孙定国所指称的那位“×××同志”，也都是匿名处理的。自然，它又引起了读者们的猜测，而笔者一向对文章中的“匿名现象”很感兴趣，于是看了《康生外传》，就忖度“×××同志”就是当年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
最近，笔者接到北京来的一个电话，通话者是笔者在太原读中学时的一位校友，他是当年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校长、哲学家葛莱先生的公子——葛远声。说起葛莱先生，如果提到1949年以后的哲学“罪案”，那么，除了鼎鼎大名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这一“钦案”，再有就是葛莱当年提出来的所谓“一分为三”论一案，当年也是沸沸扬扬，让葛莱先生吃尽苦头的。话说回来。原来提出“一分为三”论的葛莱先生的公子葛远声，就是提出“合二而一”论的杨献珍先生的孙女婿。听到葛远声校友的介绍，我不禁莞尔：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呵。葛远声打电话，就是传达他岳丈(杨献珍公子)对拙著的批评的。说到孙定国的遗书，原来葛远声的岳丈曾在中央党校的档案中查到过。并且将复印件送给了林青山，林青山就是依此写下这段史实的。可惜，林青山先生后来出国定居以及逝世，这件复印件据说也找不到了。
二
其实，拙文发表后，笔者就在网络上看到了批评文章，即孙定国遗书中所指的那个人，应是艾思奇，而拙文中的推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是上下文自相矛盾的推测”。拙文说：“196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而此前的1959年康生已开始向杨献珍发难，“说杨的讲话是严重错误的，逼令杨对此进行检查交代，随之又在中宣部亲自布置了对杨的批判，其罪名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还煽风点火说什么‘山上山下，一文一武’，居心险恶地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对杨献珍的这次批判，其实只是后来对他更猛烈的‘大批判’的一个‘预演’，其时间也只是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的七八个月而已，最后以杨的‘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而结束。”那么。这些情况与孙定国遗书中的“因为谁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就有自相矛盾之嫌了。批评者说：“当时的杨献珍受尽了公开批判，如果按照作者的推理，不就应该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批评毛主席了吗?而当时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崇拜的伟大领袖，谁敢对毛说个不字?因此只有有毛主席作靠山的人才能与‘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的这个人画等号。”
如果说这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那么，现在杨献珍原秘书萧岛泉先生撰写的《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香港文汇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一书已出版，在这本书中，所引用的孙定国的遗书没有经过匿名的处理。而那个“×××同志”正是“艾思奇同志”。上述对拙文的批评文章中也说：1966年3月，艾思奇逝世，当时“治丧委员会之隆重，追悼会的规格之高，所有领导人都为他送行(他的治丧活动，超出了其所任职务的通常规格，组建了相当庞大的治丧委员会)。只有能享受如此待遇的人才会出现像孙定国所说的这种情况：谁要是敢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
显然，这是非常合乎逻辑也符合事实的，笔者诚恳地接受批评，并向批评者以及葛远声的岳丈表示衷心的感谢。至于进一步的复核，则是笔者的补遗工作了。如关于孙定国遗书中提到的“×××同志”在讲话中“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伸出四条腿走路”，经笔者核查，杨献珍后来在《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中有一段话可以证明那是艾思奇说过的。杨献珍说：“一九五八年，艾思奇在郑州给河南省市委一千多干部作报告，讲什么要用‘四条腿走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毛主席讲两条腿走路，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说法，‘四条腿走路’是什么规律呢?从他的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艾思奇对于两条腿走路理解的正确程度究竟如何。”至于孙定国遗书中提到的“×××同志”曾“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很逻辑地，当然也是指艾思奇，虽然现在笔者还没看到相应的材料，想必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言论。不过，这一言论倒未必不正确，而且是当时很多人所持有的观点了。
三
笔者由此又产生的一个兴趣，是作为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年杨献珍和艾思奇又都是在“非常年代”分别去过“三面红旗”的典型——河南调查过的，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或不同的表现、反思么?拙文《话说四十年前的“孙定国冤案”》已讲了杨献珍，这里再说说艾思奇。
关于这一时期的艾思奇，以笔者所目及的材料，似乎有“两个艾思奇”。这第一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有的形象，即从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艾思奇在河南调研有9个月，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当时与艾思奇一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