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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定国冤案”的补遗说明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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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份，去掉侯、孙两份，剩下两份，漏掉杨的‘说明’一份，应添上。毛泽东。九月廿四日。”
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康生就将杨献珍的两次谈话记录稿(1959年6月对河南省委党校和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学员的讲话、7月对中宣部主办的政治经济学读书会学员的讲话)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较，并按照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精神。要把杨献珍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理论界的代理人，至于“理由”，就是杨反对“三面红旗”和中央党校不重视学习毛泽东著作等。不久，康生亲自布置了对杨献珍批判的行动，随即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6月。中央党校党委连续召开了长达半年的批判杨献珍的会议。当时与会的孙定国在不能保持“沉默”的气氛下，倔强地表示：“我不能揭发杨老，那不是党员的品质。”可想而知，他的后果是什么了。此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新疆班随即展开了对孙的批判，在重重压力之下，孙定国只好违心地作了多次检讨。承认自己有“严重右倾思想”。同时，杨献珍也被迫自我检查，并承认自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但是，他们心不服，后来孙定国承认：“我为杨献珍多方设法找寻翻案途径。”显然，这是给自己加大罪名的举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孙定国等相继提出应为杨献珍甄别平反，而此前的1960年下半年对杨献珍的批判实际已告一段落。当时年已65岁的杨献珍请求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中央认为他年纪大了，下去不便，没有批准他下放劳动的要求，但准予他到外地参观学习。此后。杨献珍通过自己在陕西、新疆等地的参观学习，愈加感到自己1958年和1959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错。当时全党对“大跃进”等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河南等的一些党员提出应为杨献珍平反，后经中央党校甄别，作出结论，即杨献珍1959年的讲话虽“有错误”。“应该受到批评”，但“这种错误还不能说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随即这个结论经中央常委圈阅“同意”，杨献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反。但杨献珍的问题依然未能根本上得到解决，1961年2月，他被从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1963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林枫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同年7月，孙定国被调至西安中央西北局党校。
1964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就是要在国际上带个头，同时国内的争论先从学术方面开头，真正地搞起来。”不久，康生就向毛泽东报告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问题。并给毛泽东送上了一份杨献珍问题的材料：“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公开提出‘合二而一’的论点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来极端仇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暴露。早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参加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后发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就恶毒地说：‘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看不起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那种把自己看作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而把别人看作一无所知的愚人。’这话是直接地指向毛泽东同志的。据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六一班三支的一次讨论会上插话说：‘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交代问题时揭发：杨献珍最近对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写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章，就像苏联过去一些文章对待斯大林同志那样，不是斯大林同志发展的，也说成是斯大林发展的。’早在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就说：‘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就是米丁的《哲学大纲》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对康生说：“杨献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呢?就是为了同修正主义搞统一嘛。他多年来就是反对我的，提出‘合二而一’就是为了反对我提出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个人的问题需要彻底查清，可以把他的观点公开见报，引起讨论。这是一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预演。搞好了，对开展学术讨论，从理论上先造成反修的势态。这是一件大好事嘛。”于是不久之后，先从《光明日报》开始，《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当然，这是更大规模的一次批判，连带地又使孙定国陷了进去，他除了要被迫“揭发”(他在交代材料里说：“一九五九年杨献珍说：‘这几年就是老实人挨整。”’此外林青山等都只得奉命如此。)。还被拒绝上讲台讲课。
与此同时，康生还将杨献珍1962年7月的一次讲话搜集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央。杨献珍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感觉的复合、马赫主义的大杂烩。整人时都是大是大非、两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又没有是非问题了呢?如果有是非问题，难道不应分清吗?不分清是非又怎样总结经验?有一种人认为，你要把是非分清，就是你要整我。不要为这种空气所迷惑。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这次邓子恢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要请他来讲一讲。有人给我扣了那么多的帽子，我给刘澜涛同志写信说，纸做的帽子压不死人。一个人如何处世，本来是臭的，洒香水也香不了；本来是香的，抹屎也臭不了。我的气还没出。我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的，说什么高级党校是杨家党，我是昏君，孙定国是奸臣，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等等。我的这些帽子你们没有戴过。这次又来住原来的房子，有很大的感触。过去搬走时，我未想到还会回来。我挨整挨了九个月。这是政治形势。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了。”杨献珍还说：“有些人认为我反正就是坏人!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就是坏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怕这顶帽子。我还要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刘死，我绝对不能给他们跪下磕头求团结。我大概是被他们剥夺发言权终身的。开十二级干部会议，我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我是领会过去的教训不够。这里我再次亮明我的观点：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些资本主义生产中好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些办法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主张，应该学一学赫鲁晓夫的报告，人家搞了这么多年，还讲要为共产主义打基础，准备条件，我们的条件还很差，就要进人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
康生添油加醋地说：“主席完全上了人家的当了。一九六二年的甄别和平反，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反扑和倒算。他们有意识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把他们请回来向党重新进攻。要不是主席后来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可能现在右派的阴谋就要得逞了。你再看看杨献珍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康生随即将已整理好的杨献珍的材料翻到事先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