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作者：散 木
字体： 【大 中 小】
1947年，奉组织之命，他潜往香港，期间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了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
二
1947年至1948年，一批数百人的文化人队伍云集香港。翦伯赞一到香港，即与胡绳会面，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伴随着解放军战车的轰鸣声，1949年1月，他来到解放区的河北，在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以及西柏坡，他与人城前的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是年3月，他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及归国，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终于，翦伯赞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文化城”的北平，闯入了原来由诸多名家和名流组成的历史学家的圈子。他由吴晗陪同，一一拜访了北大的向达、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彼此客客气气，当时章伯钧以为“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即“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时北大历史系的阵营最为强大，如教授就有郑天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粮、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数人，“这些人聚拢起来，即为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个个皆为饱学之士”(章诒和语)，翦伯赞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他一开始并没有到北大任职，也没有去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而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此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学校座谈，有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等。不成想“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在出门时，“他愤愤说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章诒和)
翦伯赞不久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继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之后，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原来那些教授者流，须反复检查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以及工作态度，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委员的张东荪是运动的重点。翦伯赞在“燕大”就以之为典型，批判张东荪的“中间路线”，说张思想上“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不久，对那些旧堡垒采取釜底抽薪的院系调整，结果专事研究清史的北大郑天挺以及清华雷海宗统统被调到南开大学，而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正是翦伯赞。
不过，如章伯钧所说，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在北大历史系，三部分势力(分别是胡适、蒋廷黻、洪业的旧部)相互融合，“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当然学术上的分歧是抹不掉的，“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糅和在一起，作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
再后，在批判胡适思想(包括批判《红楼梦》研究)以及批判胡风的运动中，翦伯赞理所当然执行了党的方针，但“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或者说，“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而“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于是在翦伯赞的带动下，“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章诒和)。
三
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他还兼任了《历史研究》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又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员。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翦伯赞进入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巅峰时期。为了指导全国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他发表了《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等大量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论文，由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典范，长期被高等院校选为历史专业的教材。他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庄周哲学之辩证观》、《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内乱与外患之关系》、《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史纲》第1、2卷(校订本改名《先秦史)、《秦汉史》)、《中国历史概要》(与人合作)、《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中国史论集》(第1、2辑)、《历史问题论丛》等都被治史者所熟读。也是从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还致力于史学建设，并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有11个专题，约2000多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又从1961年春开始，他还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
不过，在这辉煌的背后，伴随着共和国不平凡的岁月，翦伯赞也碰到了许多烦恼的事。其中，就有1956年夏季翦伯赞的湖南一行。
翦伯赞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当时他竟与章士钊一唱一和，批评了省委领导、专署专员，批评了《新湖南报》、新华书店、文化局、中山图书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师范学院等，批评了“大汉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在翦伯赞咄咄逼人的批评声中，章士钊也不时插话，甚至说了什么“人还不如猪”、“现在还不如满清啦”之类的话。历史上左派的翦伯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