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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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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章士钊能说到一起，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1957年夏季的“反右”运动，可以在当年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2辑：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斗争座谈会发言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初版)中找到诸如翦伯赞和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金岳霖、罗常培、陶孟和、马寅初、周建人、竺可祯等的大作，当时翦伯赞还发表过如《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鸣乱放》(刊于《北京日报》)、《翦伯赞分析右派言论：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论调看来很像集体创作》(刊于《文汇报》)等的文章和讲话。
不久，中国科学院召开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郭沫若发言之后，翦伯赞在发言中却没有点一个右派的名字。他在发言结束时还竟说：“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然而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在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中，调子大变，他竟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他的矛头所向，就是中国历史学泰斗的雷海宗、老乡向达以及新秀荣孟源。
章诒和在文章中详细记述了翦伯赞批判3人的经过，老实说，在引用这些材料时，笔者竟数度不忍。在章诒和看来，翦伯赞是出于公心，即他“虽为北大历史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四
翦伯赞曾与郭沫若、范文澜被誉为“新史学”的三大家，但是他们3人在史学观点上仍有争论，比如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等。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当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都很通达，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难题。到了1961年，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准备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主编的翦伯赞在《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也为《纲要》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这在当时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的赞同。
“古史分期”是中国历史学长期争论的问题，当时翦伯赞表示：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为此他曾以“中国通史陈列”为例，拟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当时有入提议由中宣部来决断，但陆定一表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既然是翦老主编这部教材，当然可以按照自己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据说事后陆定一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同意，并说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那么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于是由翦伯赞主编的4卷本《中国史纲要》便在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这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便不一样了。多年以后陆定一“文革”后复出，他把这件事当做“百家争鸣”的一个范例，并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后者那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的教皇、中国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干过”，等等。
此外，翦伯赞对逐渐兴起的“左”的一套越来越反感了，如所谓“以论代史”，更简单的就是满纸领袖语录，他说：写文章满篇都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应当还给马克思，还给毛主席，怎么能算你张三李四写的?他还直斥所谓“史学革命”的结果：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以至于“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完全是“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另外，对农民起义问题，他也认为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做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做一个主义来反对；且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等等。对于要用“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等，他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不同的观点。
渐渐地，当年那个左派的翦伯赞，开始“右”了，尤其到了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越来越激烈的60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因为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与战争年代自己自觉地以历史研究为武器开展现实斗争不同，此时甚器尘上的简单类比的研究风气，“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因为以往那种简单和轻率的历史类比研究已经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中国，而简单地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1963年，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戚本禹在当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断定太平天国的后期领袖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随后毛泽东又在《李秀成自述》上大批“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支持。很快，烈士瞿秋白也因牺牲前自书的《多余的话》遭到非议(后又被逐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史学界为之淡虎色变。当时还有所谓批判“议会迷”的文章，即“用宋教仁来影射现代修正主义的议会路线”。
是年9月，时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宋教仁是主张议会路线的，但他的议会路线和陶里亚蒂的议会路线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