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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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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翦伯赞(1898—1968)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等，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他和沈从文、向达等都是湖南少数民族的骄傲)。1903年人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人常德中学预科，1912年升入本科，191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月余，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
不久，乡人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并派他前往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对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进行策反工作。
然而不久，上海、广州发生反革命叛乱，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武汉政府亦叛变革命，晋绥一体参加“清共”，阎锡山下令通缉翦伯赞，令商震“严办具报”，好在商震没有斩尽杀绝，卖个人情，将翦伯赞送走了之。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后来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翦伯赞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原大战”前的北平“扩大会议”、1931年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等。
当时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开始反思中国革命的性质，由此又带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从3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在上海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与此同时，他仍然活跃在地下斗争的舞台上：1933年春，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1934年5月，他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翦伯赞与同乡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不久，他的《历史哲学教程》等著作出版。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与时代感，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撰成这些著作的。他在该书的《序》中说：“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后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他还以为，“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因此，他的一些著作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而遭查封、销毁，翦伯赞亦被列为“危险分子”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跟踪和监视。
1939年3月，翦伯赞前往湖南溆浦民国大学任教。1940年2月，他离开溆浦赴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以及应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1943年，翦伯赞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当时大后方的文坛都公认翦伯赞的诗文俱佳(如后来他创作的《内蒙访古》等一直是解放后学校课文中的范文)，他也常常和郭沫若、柳亚子、田汉等彼此唱和，留下了许多文采斐然的佳作，而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还聘他为政治部的“名誉委员”。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长达47天的衡阳，随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翦伯赞的家乡桃源沦陷，26日常德亦失守。在那个岁月，翦伯赞常常夜不成寐，他含泪写下了《常德、桃源沦陷记》。
他愤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痛心于国民党逐渐猖獗的“消极抗战”和后方污浊腐败的空气，同时由于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缺乏言论自由，他开始用他所稔熟的历史知识来进行“影射史学”的写作。当时后方历史学家们最有影响的作品，恰恰是那些明确为现实服务的篇章，这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论时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孙皓的末日》等等，这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文章的针对性了。当时翦伯赞还写有《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那是批判胡适的；稍带的，他对滞居在北平的一些专门注重于考证和潜心学问的史学家也作了批判。当时章伯钧创办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刊物《中华论坛》，而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章伯钧邻居的翦伯赞，他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论文，如泉涌出，且深受读者的喜爱。
翦伯赞是并不公开的中共历史学家，他是由吕振羽介绍入党的，后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真实的身份，甚至在1949年后亦如此，据说他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着单线联系。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还曾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后来在后方的民主运动中，如“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酝酿和筹建，围绕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之事，民主人士也是每每与翦伯赞研究和商量，因为“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如章伯钧就非常佩服地称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章伯钧遂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旧政协”的顾问。此后翦伯赞还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中共地下的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翦伯赞赴上海，除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等外，1946年5月，他与周谷城、张志让、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组成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民主斗争，并与邓初民等主编和出版《大学月刊》。在“第二条战线”中，面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五二○”血案，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评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等文章，用历史资源说明当下的现实，所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