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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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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提并论的。第一，宋教仁代表资产阶级，而陶里亚蒂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第二，宋教仁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共产党，而陶里亚蒂的时代，则不仅有了共产党，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还有声势浩大的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地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他虽然承认“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亟待明确的一个问题”，如“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个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例如向戎弭兵是反对封建混战，怎么能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呢?”
翦伯赞当年的说法今天看来都似“小儿科”的东西了，然而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这种愚蠢的“批判”触眼即是，不但墨子、向戎、李秀成、宋教仁，甚至外国的爱因斯坦等等悉在被“批判”之列了。
也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上述“大批判”的学风有如铺天盖地，搞得沸反盈天，翦伯赞心急如焚，他认为“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不是要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做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用历史人物作炮弹来射击现代修正主义者，花的本钱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于是，他不懈地力图纠正之，并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处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认为“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并说如果非要坚持什么“厚今薄古”，则势必会产生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最终只能导致“把历史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
然而，这就接近于危险了。因为，它根本不符合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必然触到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不知深浅的翦伯赞为此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五
多灾多难的中国，每遇一场政治事故就要牺牲一批学人。现在轮到了向达、翦伯赞这批人了。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即对1961年以来他先后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纠左的文章进行攻击，斥之为“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翦伯赞却不知深浅，还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认为姚文元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认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等等。
1966年3月，《红旗》又发表戚本禹等人合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随即给他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并指责他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随即全国报刊开始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也是这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以及中宣部，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号召要解散市委；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包庇他们的则是“大党阀”(暗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等，乃至刘少奇)。
文革正式发动后不久，北大就把翦伯赞揪了出来他因“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还“为吴晗鸣冤。屈”，被戴上了“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等帽子，被造反派批斗达百余场，且几乎每次都受到拳打脚踢，后不升级到日夜被审讯和逼供，乃至几乎被赶出家门。
在大难来临之际，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并转告范将到翦宅午餐的约定，但数天之后，范的助手又转告翦：范不能如约前来了。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磅炸弹的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随之，历史系的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也统统被打成“牛鬼蛇神”。这时，不管是翦伯赞还是他曾经批判过的向达，他们的命运都被拴在了一起。他大概已经勘破了自己将近古稀之年的命数。章诒和记述了这样一幕：“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而“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他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我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里，毛泽东讲话的语意，是把冯友兰、翦伯赞和众多知识分子(当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道来说的，这也表示了对“臭老九”的政策，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变相进行的。于是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翦伯赞，就在“工宣队”的安排和自己感激的心情下写信感谢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意思是，在政治和学术上是不能对之心慈手软，不过“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而已。此后，北大军宣队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还得到了优待，他们被迁入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与此同时还被派了一位为他们服务的工人。
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已被“解放”了，然而没过一周，翦伯赞夫妇却决然赴死矣。
翦伯赞的死，是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相连到了一起。当时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至于其具体的“罪行”之一则是曾与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勾结”，而30年代围绕一致对外而展开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参与其中，于是，翦伯赞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相关证据的重要人证。就在毛泽东讲话刚刚两个月之后，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位名叫巫中的军人(据说此前是8341部队的一个副科长)，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面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作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巫中还讲了刘少奇在历史上是“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