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再现“旧政协”的“非常之处”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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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３日，蒋三电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借临……兹已准备飞机迎迢。”咬定非毛泽东来不可。
蒋已经三邀，按中国通常的习惯，不会有第四次了。如果毛不去，第三方面所造成的群众舆论是难以授受的，将负没有和平建国诚意的责任，也将负全体国民的愿望。因此，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研究毛赴渝一事，毛说：我去重庆的问题，去，这样可以争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如果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于是，才有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与国民党共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事宜。
政府：要成为多党联合的政府，不能成为多党参加的政府
联合政府就是多党政府，亦即英美所主张的西方政治模式，它不是一党执政、多党参加政府，更不是苏联的一党制。
联合政府，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斗争之后，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从而把国共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变成了围绕政治理念的斗争，使权力之争变成了真理之争。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提出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实际上，中共倡导建立联合政府，经历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此时第三党还不理解；第二阶段是妥协阶段，从提联合到提参加，此时第三党对联合政府很感兴趣，而共产党不积极；第三阶段是继续提联合政府，放弃了建立多党参加式政府的主张，更加赢得了第三党的拥护，从而使政治协商会议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在这３个阶段中，始终与国共两党的实力较量相联系。从本质上讲，联合政府的提出是国共两党政治实力对比变化上的反映。
１９４５年２月３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９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９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了一种条件。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是正确的呢？是因为中共将这个构想与第三方面的反应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的。
抗战期间第三方面本想通过发起宪政运动来改组政府，在中国建立多党制。蒋介石很快意识到宪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政治理念，也能很容易将第三方面吸引过去，结果宪政运动很快被国民党接过去了。然而，宪政运动一开始便显露出与生俱来的缺陷，其文章、著述和议论，基本限于对未来的讨论和描绘，对于现实问题则毫无干预之力。黄炎培看到了这点，他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眼前如何得食，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宪政运动的反思。在这种状态下，宪政运动成为脱离大众、冷冷清清的贵族运动。运动的效果，正如国民党所期望的那样：“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实际上是减少对国民党的怨气。
毛、周的主要着眼点也是吸引第三方面。然而问题是“宪政”从来不是中共自己的旗帜，这个首先由第三方面提出、尔后又被国民党接过去的口号，中共很难再以同样口号将第三方面吸引到自己周围。因此，中共在宪政运动中的作为十分有限，实际上被边缘化。
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民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建立起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的口号，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具体化，从而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吸引到自己周围，因而最大限度地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具体地展现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创了中共统战工作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空前地提升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第三方面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第二阶段，则是中共在和国民党谈判时，遇到了阻力，于是将多党联合政府的口号变为多党参加政府的口号。不要小看“联合”变为“参加”这一点，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联合实际上是共和，联合政府就是多党共和政府；而参加政府，则是承认一党为执政党，其余各党是参政党。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赴渝谈判一事。毛泽东对国际与国内的环境作判断，结论是：“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就是说，国共争执近一年的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的问题，以中共走法国道路参加政府而暂告一段落。这标志着数月前中共七大所确立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至此发生重大挫折。当然，与法共参加政府不同，中共是不交枪的。毛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飞临重庆。他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谈话，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这篇看似平淡的谈话，实际上包含了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总体策略，这就是为“统一”设置了一个“民主”的前提。这篇谈话避开了两个敏感问题，对此，记者们没有放过。当毛离开机场到张治中公馆稍作休息时，大公报记者问：“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显然，记者们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国共分歧的焦点。毛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然而，这个时候的第三方面比任何方面都高唱联合政府。重庆谈判正式会议之前，民盟于８月３０日发表“紧急呼吁”：“我们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重庆谈判结束之后，１０月１６日，民盟发表全国临时大会宣言，坚持道：“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中共明确表示参加政府之后，民盟仍在坚持联合政府。民盟这个论点既是针对国民党的专政而言的，也是针对共产党的让步而言的。民盟对中共只谈解放区、不谈联合政府有所不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
但在第三阶段，中共又提联合政府，并极力论证。原因不仅在于国内有了第三方面的支持，而且在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马歇尔即将启程赴华之际，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要内容是：“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假如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一党训政制与西方民主制是截然对立的，杜鲁门声明的核心，就是要求国民党实行西式民主。这个声明使政协会议的背景和性质发生了根本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