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再现“旧政协”的“非常之处”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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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７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在这里，中共实际上是将一年前关于联合政府的一系列要求，以融入杜鲁门对华声明中某些原话的方式，再度提到国民党面前，使国民党无法正面反驳。
这就将政协会议的性质重新确定为改组政府的党派会议。
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飞抵重庆。１８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
第三方面为什么如此坚持联合政府？周恩来曾准确地分析道，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所争论的解放区和军队数额，在第三方面看来，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而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
政协开幕前夕，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旧话重提。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更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曾琦表示他对于国共双方发表的《会谈纪要》颇不满意。他希望在政治协商中，共产党能纠正这种错误，大家还是商量联合政府问题。
曾琦这篇谈话，较为典型地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国共重庆谈判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心态。“争军事”，“争地方”，指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而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无利益可“争”。“争政治”，“争中枢”即联合政府，只有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才有利益可“争”。曾琦所以在政协开幕前又提及此事，是希望中共这一回不要再犯“争地方不争中枢”的“错误”。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起，政协会议全面展开实质性讨论，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政府改组问题。当天，国民党８名代表联名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其要点是：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王世杰对这个提案作了说明，现有国民政府委员３６名，再增加１２名，共为４８名。如果大家承认国民党是立于领导地位的大党，那么国民党委员就不能仅仅在数量上要多，同时要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党便不能履行领导的责任。另外，国民政府主席在选任政府委员时，必须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
针对国民党这一提案，中共的董必武说：“我们既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当然也同意可以多一些，至于多到什么度，最好是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至于政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一事，董说：“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形式。”
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说：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国民党提案还提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府委员连署才能提出议案，对此，罗隆基说，这样将使参加政府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
上述发言表明，国民党扩大政府的方案，实际上仍要由国民党把持一切，因而遭到党外人士的一致反对。
１月１６日，中共向政协提出，“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鉴于一党训政制遭到各党派的抨击，１月１８日，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共产党方面陆定一的反驳：“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陈立夫历来主张在政体上学苏联，这一回他把国民党的一党制解释为“效法苏联”。这样，苏联模式成为国民党的“合法根据”。陈立夫这一招是比较狠毒的，因为中共与苏共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这样一说倒让中共为难了，把中共的嘴给堵住了。
然而问题在于，这时中共主张学英美。政协会议是以杜鲁门声明为重要背景召开的，因此，苏式“合法根据”不可能压过美式“合法根据”，国民党被批判的局面未能扭转。
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占多少名额的问题，是该小组争论的核心。周恩来说：“过半数是绝对多数，这样什么都可以由国民党决定，我们还参加做什么？”孙科则说：如果国民党只占三分之一，“那么国民党是绝对少数了”。一向平和的孙科强硬地说：“国民党非要过半数不可。”结果是，双方均作出让步，均不过半数。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４０名，国民党２０名，其余２０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未规定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
应当说在改组政府这个问题上，中共与第三方面获得了胜利，国民党一直处于被审判地位。这也是后来蒋介石不执行政协协议的重要原因，因为执行就等于逐渐放弃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
政党：只能成为政治集团，不能成为军事集团
政党只能成为政治集团，不能成为军事集团，是政协会议召开前的共识。但作为共识的东西并不能立即付诸实践；相反，这个命题是一个最为实际的问题，关系实际利益，为各方共同关注，解决起来最为棘手。这个命题也可以表述为军队国家化，它提出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军队成为私有的武装集团，结束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的军阀政治，也是抵制以暴易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釜底抽薪的重要举措。
应当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逻辑。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所以在协商会议召开前、中、后都特别重视军事问题，谈判的方针就是政治从宽、军事从严。最终谈不到一起去，还是取决于军事问题。
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在会前就军事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早在１９４４年３月林伯渠赴渝谈判之前，蒋即制定了“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方针。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蒋介石为谈判制定出一个总体策略，此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看来，这是蒋与中共打交道所采取的一贯方针。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逻辑。在中国，政治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力的政治是脆弱的、无效的，因此，只要解决了武力，等于解决了政治。蒋介石深谙此道，故而提出以政治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的“不稍”迁就。
然而，蒋介石的全部不幸在于，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早已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几乎直接针对蒋提出的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毛说：“这些人们对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正因为如此，毛来渝之前在提出走法国道路的同时，就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基于这个认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基本策略，与蒋相同，同样是政治上可做若干让步，但在军事上则不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