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再现“旧政协”的“非常之处”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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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前的１月１０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它为世界各国所瞩目，也更为我全体国民所瞩目。它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中国第一次想打破“以暴易暴”的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它的影响也是不同寻常的，以致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方式得以成立的，会议中的不少重要理念在新中国初建时得到实践。半个多世纪前的“新政协”比“旧政协”要进步，这是一致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那个时代，则可以再现当时“旧政协”的“非常之处”。各政党、各派别的人士，特别是对立的国共两党都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达成的协议给予高度评价，全体国民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共产党的代表人士周恩来说：“这次政协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是国民党和其他一切党派的成功，也是蒋主席继承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成功。”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闭幕会上说：“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经过十余天热烈的讨论，已经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今天宣告闭会了。……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显光明。”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审视，无论是人们对政协所寄的希望，还是人们在会中提出的政治观念，都有着很多闪光点。这次会议是一次各种政治学说的探讨、一次各种政治思想的交会、是一次各种政治理念的相互妥协与整合，在政治科学与政治实践上都有着很多“非常之处”，值得人们去回味。
理想：要变兵争为政争，实现和平建国
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周期史，旧的王朝没落了，总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新的王朝。但无论如何，最终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是，自近代以来，风气渐开，民智渐启，民主学说渐为进步思潮，人们开始探讨新的救国模式。康有为、梁启超率先主张欲“以二三报馆以易天下”。著名报人黄远生也提出“新闻救国”思想。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则提出，革命只能一分用武力，九分用宣传。陈独秀则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认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中国的救世主。随后，真理救国、和平建国的模式渐渐深入人心，出现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观点。
历史进入了１９４５年。这是让国人激动的一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民族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走向了主权独立。但这一年中国也到了十字路口上，国共两党既是政治集团，也是武装集团，是通过政争达成妥协建立新中国，还是通过兵争实现一统建立新中国，成为全体国民都在思考的问题。希望与挑战并存，用毛泽东的话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道，一条是光明的道路，即民主、和平道路，一条是黑暗的道路，即专政、独裁的道路。中国何去何从？
是用笔杆子解决问题，还是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向来为没有枪杆子的第三党所热衷，他们是自由知识分子，多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恰好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中国政治树立了一个理想，即协商建国、民主建国。民盟的建立标志着第三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因国共对立而产生，它的政治作用因此而确立。张澜说民主同盟是“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民盟最著名的政治口号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代表其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社论中说：“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此为联合内的构成员（各党派或个人）之一共同点，而以与联合外的两个方面相较，则此为其一重大之不同点。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没有武力，仅靠言论，确为民盟与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盟的存在实际上树起了一支标尺，通过这支标尺，可以测量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真理救国、以民主救国、以和平救国，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
实际上，谁承认了第三党的政治见解，谁先得到第三党的支持，谁就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共两党才接受了第三党人士的理想与斡旋，最终走到谈判桌上，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６日，第三方面的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向国民党负责与中共接洽的王世杰表示，在国共形成僵局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赴延安做协调工作。对此，蒋介石的态度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并予以配合。
然后第三方面既向共产党劝和，又向国民党劝和。他们的代表人士，如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７名参政员，６月２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这７名参政员，表示：诸公的热心呼吁，倘能使国民党觉悟，我党无不乐于谈判。同时，周恩来表示欢迎７位参政员到延安商谈。
在得知毛泽东复电后，６月２３日，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对第三方面７人赴延安之议，宜予同意。蒋介石接受了意见。
６月２６日，他们拟了一个方案，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政治见解：（一）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由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之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随后，左舜生策略地向蒋提到前面两点，蒋介石表示“余无成见”。
７月１日，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其余６位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乘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７月３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与６位参政员达成两点共识：（一）国民大会停止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此外，中共对于政治会议的组织、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会前释放政治犯等。毛泽东知道６位参政员只能和他商讨这个问题，但不能代表政府表态，因此说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并不要求参政员答复或同意，只要求他们向政府转达。
毛泽东与黄炎培是第一次见面。黄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话很精彩，大家经常引用。同样，在探讨如何跳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时，黄炎培说：“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回望历史的烟云，让人备感黄炎培这番话的深刻。
７月５日，６位参政员返回重庆。蒋介石对他们的延安之行，作了些询问，但如何表态，还是很慎重。
接下来，又是第三方面发挥政治舆论作用，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尽可能地使会议精神与他们所追求的英美民主政治理想相切合。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８月１４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电，电文如下：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旭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该电采取公开发表的形式，因措辞诚恳，多少给人留下了谦虚的印象，这正是蒋要收取的政治效果。这一策略也收到了舆论效果。《大公报》８月１６日发表社论，表示：“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将球踢到中共一边。
８月１６日，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共有权受降，有权参与联合国，这不可能被蒋接受，因此该电实际上是拒绝与蒋会见。蒋并不为朱电之强硬而动怒。８月２０日，蒋二电毛泽东，避开中共的政治要求，专复受降问题，指出朱的要求与盟军规定不符合，将中共置于盟军的对立面，从而使中共的要求输理。同日，《大公报》为蒋氏寄电再发社论，表示：“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