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再现“旧政协”的“非常之处”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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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军事小组通过两项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内，军人可以有党籍，但不得有党团组织，也不得有党派活动。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不与当地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只能进行训练，不负责地方防务，军队供给由中央统一筹划。
这两项只是抽象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谈到一块儿，只是第三方面的理想大家都认为比较美丽罢了，像一个粉红色的梦幻。
结局：仍然是政争变兵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说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喜剧的话，那就是各方面都接受了多党联合与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并让中国人民隐约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梦幻，所以，会议一结束就有了各方面的欢呼，也就是本文开头描绘的情况。但笔者以为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是一个悲剧，它没有实现和平建国的理念，仍然是政争演变成了兵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国民党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将“戡乱”进行到底。
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大师说：政治就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以此推论，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最终只能以武力解决，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政治理想召唤的结果，也是武力推进的结果。国共两党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逻辑，都将武力方面的发展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砝码。最重要例证是国共双方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都进行了各自的军事部署。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中共对于政协协议无疑是满意的，因而也是准备执行的。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即政协闭幕第二天，中共中央指示全党：“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８人，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与之相应，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至江苏淮阴地区，以靠近南京，当地解放区已着手安排中央机关的住房。然而，会议协议最难以落实的部分就是军事方面的内容，并且最终导致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共双方停战，并规定了停战期。６月３０日，第二次停战令８天届满。当日，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要求：“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该声明未再提停战日期问题，这样，停战令的时效实际上已不存在。
６月３０日，蒋介石与马歇尔长谈，马歇尔说：“余觉除东北外，政府条件颇苛。”蒋坚持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等地区，“所有撤出地带，地方政权交中央”。马歇尔说：“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蒋说：“关于地方政权问题一节，余欲特别声明，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
当日，周恩来在与记者谈话中介绍了中共的观点，周说：“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干政的防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
至此，双方都没有妥协余地了。７月２日上午，蒋介石出面与周恩来谈话。蒋单刀直入，提出承德、安东、胶济路和苏北４个问题。蒋说：“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周说：“如中共一旦从苏北撤退，地方秩序必成问题。”坚持中共必须保留地方政权。蒋说：“即令淮安有此情形，亦系一极小的地区，吾人决不应以此小的地方而影响整个大局。就军事观点而论，共军占据淮安一带，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蒋最后强调：“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
７月２日的会谈是蒋、周两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正式会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此次谈话都是蒋的最后摊牌。这样，以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为最后争执点，南京谈判形成最后的僵局。
其实，蒋于６月６日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即开始作战争动员。６月１８日，在南京召开的特种兵会议上，蒋连续两天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今天认定共党的用心，无非要使我们全国民心不安，社会动摇，政府的威信丧落，国军的精神萎靡，然后他好乘机篡夺革命，推翻政府……我们政府到今天不仅是恢复秩序、保护人民的职责无可旁贷，而且经过的事实，实在是无法再忍了。”他还说：“剿匪工作是抗战以后，与建国以前的革命历史必经的阶段。”蒋介石这种从政治角度的论述说明，他决心走向这个必经阶段。
“剿匪”既是军事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因此蒋在作战争动员的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政治部署。６月５日，蒋在情报会上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对民盟的打击，目的在于限制其对中共的支持，而手段则是压迫民盟的政治空间，不给民盟留出“中间”的余地。７月２６日，在杜月笙约集的一次宴会上，陈立夫对黄炎培明确表示了两点意见：（一）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二）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国民党不与中共并存”，因此民盟亦不能以第三者立场将“国共”并称，必须二者择其一。自此，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日渐收窄。
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主要是言论空间。他们的主张在政协会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是言论救国、真理救国。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１２月２５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中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均按《刑法》规定惩处。根据上述反动法令，国民党当局动用大批宪兵、特务，捣毁报馆，捕杀报人，在新闻界实行白色恐怖。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主办的新闻事业一律封闭外，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与摧残。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其他被国民党查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报刊，还有重庆《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众时报》等。在享有中国新闻事业中心之称的上海，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与摧残的报刊为数更多。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４日和１Ｏ月３１日被勒令停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之先后发表《为抗议〈周报〉停刊宣言》和《致政协第三方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行径。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４日，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３家报纸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１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新闻界进行大逮捕，一天之内被捕人员达３０多人。
随着战场上的屡战屡败，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新闻统制政策也日益变本加厉，对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舆论迫害也日益严酷。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的出现，是第三党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国统区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１９４７年２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胜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之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此，在１９４８年间又出现了一轮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声势。１９４８年《大公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国民党政府中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也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招牌。这些刊物表面上既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由于“第三条道路”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并因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充分表现，一时影响十分广泛。但既然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不能落实，国共两党对此都会抵制。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也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大肆迫害与摧残。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社论，对同情学生运动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至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也宣告了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的和平建国理念彻底破灭。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