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再现“旧政协”的“非常之处”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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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毛两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此相似，这一点预示，重庆谈判尚未开始，但大致的结果已经产生，即：双方可以在政治上达成若干协议，但会因军事问题使协议破裂，陷入兵争。
９月２日上午，毛泽东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谈话，实际上将重庆谈判中将要涉及的主要问题都提了出来。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中共军队须改编为４８个师，予拒绝讨论。９月３日，周恩来、王若飞首先提出谈判方案，即《谈话要点》，交与国民党方面，共１１项大的条款，其中关键是第十项，即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９月８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共产党方面王若飞说：“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始能求得问题之解决。”王若飞将问题挑明，此即双方军队与政权皆属“两党”，故须彼此承认。
但既然共产党方面承认国民党在法统上据有正统地位，那么其军队便不认为是党军。张治中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复何理由要保持其一党所私有之军队？”王若飞则说：“国民党现在尚在党治时期，故所称中央军队尚是国民党之军队。”
国民党军是“国军”还是“党军”，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即国民党政权亦为一党之政权，因此，中共政权不能交给他党政权。
９月２１日，国共双方再次会谈。将关于政党、国家和军队关系的问题讨论引向了深入。王若飞说：“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
国民党方面张群说：“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之私，则各党派团结合作，原是平等的，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他还针对共产党武装情况说，“我们只能有国军，不能有省军，只能有国防，不能有省防”，“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及省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间割据之讥，将何以自解？”
王若飞接着说：“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意思是国民党有什么资格以国家自居。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造中华民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国民党与国家、政府是一个整体。
党国关系问题涉及一个法理问题，没法谈通。于是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中国政坛的另一政治力量民盟又是怎样认识此次谈判的呢？张澜于９月１８日发表致蒋、毛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这是一个中间立场。其中有些人士对中共有所不满，主要有：（一）对中共在谈判中不提联合政府，侧重于解放区与军队问题不满；（二）对民盟被排斥于会谈之外不满。在这些人士看来，解放区与军队问题，是中共一党利益，而联合政府问题，才是在野党的共同利益。
９月２２日，毛泽东会见了民社党领导人之一的蒋匀田，以加强与民盟人士的沟通。毛说：“商谈了近２０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蒋匀田对上面两个问题的争论没有兴趣，他建议：“毛先生，我认为最好确守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
蒋匀田上述讲话，是第三方面的代表性意见。对此，毛答道：“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关于从民主政府入手解决问题的意见，毛未作正面答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共当然懂得，只是因种种政治牵扯，毛不便和盘托出，故称之为“高见”。关于中共的武装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毛则作了相当精辟的说明。毛提到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毛说：“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在这里，毛精辟地指出了中共武装的存在，与第三方面政治命运的关系，指出两者命运是相连的，以期最大限度地取得第三方面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
一般说，民主党派很难理解，也很难支持中共保留武装的要求，将中共的武装与民主党派的利益联系起来，此即中共做民主党派工作的主要方针。胡厥文、李烛尘等人宴请毛泽东时，也对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而中共要求承认中共所辖军队、政权“感到迷惑不解”，毛答：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４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队国家化问题再次提出，大家都能认为军队国家化核心是军党分离。这是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能认可。但如何实现军党分离，成为会议军事小组讨论的焦点。
青年党在其提案中提出：“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为实现这条原则，青年党提出釜底抽薪的三点建议：“第一，须禁止现役军人参加任何党派，其已有党派关系之现役军人，应一律宣布退党，始可继续担任军职。第二，须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部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派组织及活动。第三，须禁止一切军队实施含有党派性之政治教育。”
１月１６日，民盟９名代表联名提出军事问题提案，核心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为此，该提案要求“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青年党和民盟都把军人脱离党籍问题，看作军党分离的核心。
１月１６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作军队国家化报告。周着重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主张两者同时进行。关于军队的改革方向，周说：“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意思是说党军不分的制度同纳粹的军事制度是一样的，党军就是党卫军。关于军党分离问题，周说：“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周表示军党关系必须划清，而怎样划清，周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陆定一是中共参加军事小组的代表之一，陆定一的发言较为简单，主要是强调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陆说：“中共之所以有军队，可比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后政治民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意思是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大家强调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当然也有人会说，国民党中委里将领很多，这点似乎做到。我认为做事情总要慢慢一步步来。而且他们虽有党籍而不做党的活动。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党员都脱党。”邵力子将党籍问题与中共联系起来，看出国共在这个问题上将取得一致意见。国共两党在这一点上难得一致，原因在于两者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