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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百年祭（连载一）
作者：彰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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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这篇文章中，“萧军”二字均恭称为“伯父”，萧军之妻王德芬尊书为“大娘”，而萧家的孩子，亦以笔者年龄排序，亲唤为“大哥”、“二姐”或“小妹”。因伯父乃父执，两家是同乡、近邻、世交、挚友，不如此不足以寄情遣怀。《文史精华》主编先生看过此文，从便于读者阅览出发，建议改为直呼其名，还熟稔地开句玩笑：“包子肉多不在褶上”。
明年是伯父——请允许我使用一次这个尊称——诞辰１００周年，思忆往事，如烟如丝，在心头萦绕。于是伏案疾书，竟日不辍；或长夜沉思，掩卷至晓。笔耕月余，遂成此心血之作，奉予诸位读者。
从一张“两家福”照片说起
１９６５年春节，依照每年惯例，我们全家都到鼓楼烟袋斜街海北楼萧家过年。从萧家二楼阳台上远眺，但见弯弯的林阴道，抱着一池碧水，掩映着宋庆龄副主席别墅的游廊；依稀可见的双岛，遥对着银锭桥，好一幅古都春意图。两家的孩子正在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萧军兴致勃勃地走到阳台，一数都在，于是一声令下：“走，孩儿们照相去！”哪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绝无仅有的“两家福”。春节过后，家父由轻工业部调到塘沽盐场，全家随往。从此萧、彰两家分居京津，各奔生计，再也没有如此的春节。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７日，萧军从北京将这张照片寄到塘沽，照片背面有他的亲笔说明：
偶于归还故物中，此片底版竟得幸存焉！兹复洗二份，一以奉寄用为你们移家塘沽十年纪也，此片似摄于一九六五年春节者，如今儿女辈均已长大成人矣！
萧军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神州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从８月２５日起，萧家连续被北京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日坛中学、女四中、河北北京中学、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文化局、北京第一清洁车辆厂的职工、烟袋斜街居委会等抄家达７次之多，全部贵重的文稿、文物、字画、明清家具和上万册书籍都被抄走。街道主任理直气壮地搬进萧军的写作室，并在卧室里盘上蜂窝煤炉子，烟熏火燎地过开了日子。屋内剩余的家具、衣物、用品也被居委会没收拍卖。萧家三代１０口人，被迫挤住在一间房子里。
像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的许多文化名人一样，萧军被抓走了。经过８年的拘留、囚禁、劳改，直至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０日，北京市委第二学习班的王政委召见每天下午必须单独劳动两小时的学员时，才宣布萧军被“解放”了，“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身份”。萧军要求学习班的党组织给他份书面“政治结论”，王政委说：“没有必要作什么结论……”再不多说一个字。萧军虽没想到正与反就这么简单，但理智却丝毫未受搅扰，从容地争辩：“在市委学习班，你们把我当做‘老牌反党反子’，大会批，小会斗了这么久，不给结论，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对我的孩子们怎么交代？如果下次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是又得当‘运动员’吗？”
王政委只能呆呆地听着。长时间的相处，早使他感到这个颈挺腰直的老人，总是沉静自若，总是成竹在胸的样子。为了这次谈话，王政委还专门从北京西郊沙河“农业劳动大学”集训队到市委“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班查阅有关萧军的材料。萧军一是从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分子，二是没人敢欺负他。他曾声明：“如果谁敢对我做人身的侮辱，人格的侮辱，我将和他同归于尽！”三是虽拘留羁押但从不抱怨。而且这个老头，守纪律，助人为乐，谁的腰扭了、脚崴了，都去主动治疗，怎么看也不像“反党分子”。但上级仅给他这样的权利，别的他不能做，也不敢做。无奈萧军只好自己动笔，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身份”上批注：
一、是一个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义务的伟大公民。
二、是一个有公职的、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
三、是一个从事了几十年文艺创作的革命作家。
写完了这份材料，萧军觉得放下了沉重的担子。王政委答应可以转呈，萧军又复写两份，一份寄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备案。因为在这之前，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把萧军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连在一起批斗，当时他很愤怒，给总理写了８万字的思想总结，“现在解放了，得报告一声”。
萧军离开了学习班，被撤销了公职，档案被转到了所在地西城区革命委员会，每月由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发给退休费１１０元。人“恢复”了，房子却不能“恢复”，不给退。其实这房子是萧军从在北京的东北士绅张公洞手里租来的，靠后海二层英式小楼上层，现在地址是鼓楼西烟袋斜街鸦儿胡同６号。萧军回到家要写作，没办法，儿女们只好将卧室东北角的１米多宽，长不到两米的储藏室布置成写作间；内放一张二屉桌，一椅，桌上安一小书架；东墙上角凿一圆形通气孔，射进一光柱，白天仍需开灯。萧军深感孩子们的苦心，慰曰：“躲进蜗居成一统，闲将书笔娱余年。”并将北屋称做“蜗蜗居”，由儿子萧燕将３字刻在一块楠木上，挂在门额。以后一年里，萧军以恢复的身份，辗转寻觅，从“小将们”不屑一顾的故纸堆里找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最让萧军高兴的是萧红在３０年代从日本疗养地传递思念关切之情的书信，后被他注释后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还有关于“延安骡驮轿”的宝贵历史资料，以及日记等，后被女儿萧耘编辑成萧军的自传文集《人与人间》。再就是一些照片底片，“两家福”得以幸存。
萧军还在这张照片背面题诗两首：
忆别
一声珍重两云天，小别何期动十年！炼石徒存娲女志；劈山余剩一丁单。秋宵冷凝寒潭月，夕暮还瞰远岫烟。闭目低眉习面壁，音书喜得报平安。
天星历历月朦朦，落叶飘萧趁晚风。初绽黄花迷蛱蝶，声惊玉露泣寒蛩。南飞鸿雁平沙远，入画昏鸦夕照红。时序如环凭斗转，一年容易此浮生。
黛儿之死
当我们一家收到来信，围看照片，都不由得想起当年在氤氲的水银灯下拍照时，萧家小女萧黛非要坐在萧军腿上不可的情景，心情格外沉重，相互泪眼无声。因为她已离我们而去，再也见不到那活泼可爱的身影。
萧家被抄之后，萧军的妻子王德芬被北京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揪回批斗，大一点的孩子被所在中学勒令在校参加运动，家里仅剩下两个小学生，１１岁的萧玉和９岁的萧黛。面对着被任意摧残的家园，面对连玩具都不放弃的掠夺者，她们只能一遍一遍地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还好，姥姥住得近，可没几天姥爷王蓬秋全家也被居委会遣返还乡，回到河北省高阳县赵官佐村。街道主任的儿子率领左邻右舍的小孩子，恫吓、欺辱小姐妹。从那时起，萧黛的心灵就受到不可弥合的创伤。
进入北京第十三中学后，市委出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一个年轻的姑娘，心犹如一炉旺火，纵然是不断地浇水，也很难使它完全熄灭。萧黛看到希望，她还要挣扎，憧憬和周围同学同样的生活。班主任也喜欢这个伶俐的孩子，计划着培养一个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鼓励她参加学工，学农，批判反动路线，希望她揭发被姚文元定成“老牌反党分子”的父亲的言行。可是回到家里，父母的温情，哥姐的关爱，让她怎么也狠不了心、下不了手。萧黛也有其父的性格，在学校很好强，品学兼优，一米六六的个子，忽闪着大眼睛。当一些表现不如她的同学入团后，她沉默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在哪里？１９７４年６月，我从河北省平泉县回北京看望她，我们一起在后海伏着栏杆，夕阳渐渐隐去，暮霭悄悄拢来，眼前涌金叠翠的湖水，泛起了青白的反光，黑绿的柳丝，化作黛色的纱幕，好半天都是我讲平泉八沟的趣事……她只说一句，唤我的小名：“大胖哥，我要参加游泳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