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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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他的文艺情结可以说是一辈子的。
张：那当然。
许：这是不是表现了革命者的性格？
张：对。
许：作为知识分子，他兼具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很重的革命情结，这两者在他身上有矛盾和冲突吗？
张：周扬说他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他的确是将“党”抽象化了，他认为党本身是伟大正确的，可是具体执行政策的人有偏差，致使一些与他接近的作家受到压制，无处发表作品，他就是这样理解的。解放初，他的许多朋友如阿垅、路翎、冀汸等人的书出不来。有的出版后，新华书店又不让卖，剧本不让上演，小说受到批评，他感到有人拿打击这些人来对付他自己，就很不满意。这种情况改变不了，他就觉得对文艺事业太不利了，认为只有把林默涵、何其芳给他加的帽子取消了，把分歧摆出来，说清楚，辩白自己的观点，交给最高领导，让他们评判，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文艺事业才能有一线生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向党中央呈送《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也称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在按语里说他在“清君侧”。
许：他实际上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
张：那时候党在他心目中是神圣的，现在有些学者对他这一点有所针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能要求他有现在的那种批判意识。
许：1950年批判阿垅；1952年9月，有关部门特别安排了4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际上是要您父亲低头认错作检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公开发表批判您父亲的文章，也想迫使您父亲完全就范，但您父亲感觉没有什么好检讨并拒绝检讨，这些都可以视为胡风事件的序幕。那么，从建国伊始到上书之间，他对实际形势都有哪些误估，也就是陷入什么样的认识误区？
张：有没有认识误区，他的处境都好不起来。文艺领导要他低头认错作检讨，他在有些问题上一定程度地也作了检讨，写了一些材料，实际上是在作解释，回答别人的责问。比如，在发表舒芜《论主观》上有失察的责任，没想到那么严重，等等。他在这4次会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也解释不了多少。希望他写认错的文章，他没写，并且跟林默涵表示写起来有些困难，不容易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林默涵、何其芳批判我父亲的文章就陆续发表了。
许：鲁迅信任并器重的胡风、冯雪峰在解放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您父亲对这么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有自己的解释吗？
张：没有说过。我想，他不会把这个现象与鲁迅先生挂钩的，他一直说是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没有说是因为鲁迅来打击他，尤其是毛泽东已经把鲁迅摆得很高。
许：决定以上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表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张：对。
许：从上书的内容看，他不光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更多的是对文艺界现状的忧虑和改进文艺工作的建议，说明他对文艺现实很难保持平淡的疏离的心态。那么，在您看来，凝结他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三十万言有什么重要的价值？
张：三十万言共分为4大部分，分别为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当时说他提出的“五把刀子”是反共的。按照林默涵、何其芳的观点，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如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就是拜倒在资产阶级文艺面前；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这些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的5条大框框。在这种情形之下，父亲认为就谈不上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是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5把“理论”刀子，认为在这“五把刀子”的笼罩之下，也就没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预见性的。“文革”时，文艺创作上的“高、大、全”完全是按照这些框框来做的。他对文艺方面受到的这些束缚感到很可惜。假如当时最高领导能真正地虚怀若谷，看到他的建议有可取之处的话，那这50多年的文艺应该能够有很好的发展的。三十万言中的第4部分有关于改进文化管理的内容，像刊物应该怎么编、话剧应该怎么搞、电影剧本应该怎么弄、作家协会应该怎么办、应如何指导年轻作家的创作等，能够克服官僚体制的影响。这一部分不是当时重点批判的内容，只说他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三十万言涉及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建设的各个方面，他认为对文艺事业的管理还是要遵照文艺事业的规律，不是说你今天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服务，明天又要为抗美援朝服务，完全为政治或政策服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个他是从来没有动摇的。
许：现在看来，三十万言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不足？
张：那当然是有的，比如有不少“左”的、过激的东西，这也是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但总起来说，他是希望文艺不要被那些政策的条条框框限制得死气沉沉，缺乏活力，通篇表现的是为文艺担忧为文艺请命的一片真心。正因为是向党中央直接提出以供参考的，他认为没必要列举文艺方面这5年来的成绩，因而主要谈的都是文艺实践情况上的“萎缩和混乱”，加上本来就没打算公开发表，时间又比较紧，牵涉到的人和事不可能件件都加以核实，有的提法尖锐了些，火气也比较大。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周扬等人领导文艺不力，等于是“告御状”。
许：在我看来，上书的行为显得悲壮而无助，而其结局又似乎隐含着某种历史必然性，您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张：这种“告御状”当然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文化、文艺等意识形态始终是抓得很紧的，由我父亲来评价文艺界的状况，又说文艺处在停滞状态等等，他当然很生气，就觉得“三十万言”中有许多问题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到舒芜带有揭发性质的文章出来后，毛泽东的不满和火气就更大了。
许：根据您就近的观察，建国初期父亲在家的情绪如何？
张：1953年8月，我家开始在北京定居，父亲的具体工作是《人民文学》的编委。到1955年5月，他的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的，路翎、牛汉、绿原等年轻朋友常常到家里向他请教，我在另一间房子里做作业，不大注意他们的活动，只是觉得他很忙。我隐约能感到父亲的心情不大好，很少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许：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漫长的磨难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文艺理论，没有轻易承认什么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保持执著的信念，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在长期的牢狱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艺的思考。就是在写交代材料时，也涉及到对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恢复自由后，所写的大多数也都是有关文艺思想的，因为长期积淀在他的脑子里，所以写起来是很快的。1985年3月14日，他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字，近3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他说他的写作是“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这几句话凝结了父亲对文学的全部理解，说明他的文艺思想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