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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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到三十万言书（文坛纠葛和文艺理论问题之二）
许：如果寻根究源的话，建国前后工作安排上的矮化和他在新社会无法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是与这个时代、与主流文化对他的要求大相径庭有关系，这是不是对他当时尴尬处境的合理解释？
张：建国前后工作安排上的矮化，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妥。第一次文代会之前，准备给他安排《文艺报》主编，这个职位不算小，可是他觉得很难做，有顾虑。本来周扬对他及他的文艺理论有成见，又不找他谈，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新中国成立了，他只想从事创作，反映新人新事新天地。他知道，周恩来是希望他忙起来的，想发挥他的作用，可是具体的文艺领导对他是排斥的，有意冷落他，他的处境的确比较尴尬。
许：以您父亲在革命文艺阵营的影响和地位，还是矮化的。
张：他在解放前没做什么官，也不愿意做官，最高的就是文协的研究部主任。解放后，李何林希望他到南开大学教书，他也不愿意。他的心思在创作上，认为搞创作更自由。
许：他试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以“补天”的心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那有没有根据形势对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修正的考虑？
张：基本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后来有一个重要的修正，就是对五四的领导力量作了检讨。他曾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指出，五四的领导力量是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可是到1952年在对他的文艺理论批判的会上，他一开始就说这个说法不对，是真心诚意的检讨，他这时认为五四的领导力量应该是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过，检讨完以后，林默涵等人还是拿这点照样批评他。
许：1949年，共产党已经执掌政权了，他说话的角色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他有没有根据这个大的形势的变化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张：他没有，即使有修正也是从学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后来无论是在自我批评还是给朋友们的信中，他表示大家可以批评他的文艺观点，但他自己不想改。第一批材料的后面有他的自我检查，国外的学者就说看得出来他是痛苦地处在两难之中，就是在作自我检查时，他是一方面不能损害心目中的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良心来承认自己是错的。在大的原则方面，他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许：在一场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漫长的等待中，他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完成长诗《时间开始了》，足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和新社会的赞美是由衷的。但这种歌颂为何抵消不了他坚守的文艺理论在中共最高领导心中的不快？
张：他对新社会和毛泽东的赞美是真诚的，从他当时写的信就能看得出来，他写这首诗是非常投入的，按他自己说的，就跟发烧似的，他从骨子里说是个诗人。这首长诗在知识界影响很大，文艺界的许多诗人开头都说写得真好，可是很快他就为此受到批评，好几个刊物都发表了批评的文章。
为何抵消不了呢？从大的方面说，毛主席要求的是对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推崇，以此为指导的原则。我认为，认同不认同《讲话》是毛衡量文艺界人士的最重要的尺度。另外有一个近几年才披露的材料可说明问题：建国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江青说要以毛主席的《讲话》为指导，父亲就说还是要用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作指导，江青回去汇报后，肯定引起了毛的不快。
许：回过头看，您父亲一直对《讲话》是沉默的，他内心里对《讲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涉及到他和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很关键的。
张：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我父亲对毛泽东是崇敬的，在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鲁迅》等文章后，了解毛把鲁迅提得很高，非常高兴，认为他自己和毛泽东在这方面是相通的。当时，他在《七月》上发表了不少来自延安的作品，包括毛泽东的《论鲁迅》，毛也觉得《七月》是很不错的，并通过刘雪苇表达了这个意思。到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时，父亲认为应该提倡五四新文艺，要注重教育普通群众，他们身上还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这就和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之间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表示不赞成《讲话》。《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父亲的确没有表态拥护，在座谈会上他只是说应该注意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好提为工农兵服务，工农没有文化，兵就是国民党军队，更是没法服务了，环境不同，不能照搬硬套的。只有通过知识分子一点点做，慢慢宣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文艺，才能做好文艺工作。实际上，他认为《讲话》针对的是解放区和战时的情况，放在国统区不完全适合。到了建国以后，情况就更不一样了，更应该有所变化。父亲认为，何其芳、刘白羽、周扬等人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宣讲者和执行者，可是却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没有因势利导，按照时间、地点来有所区别，不断地前进。建国后，周扬成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最高诠释者。1952年，彭柏山建议父亲写一篇表态性的文章，借此把这个重要问题了结一下，他也写了，就是《学习，为了实践》，但是周扬不让发表。总起来说，父亲对《讲话》是有保留的，认为它只是战时针对根据地确立的文艺方针和原则，而并不是任何时间地点都有效的。
许：看来，您父亲与周扬业已形成的恩怨对他的思路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秉承五四精神，追求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探索，文学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实际上，您父亲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存在严重分歧的，特别是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现实主义理论、主观战斗精神等方面。
张：这种分歧就为他被批判埋下了伏笔。
许：《讲话》里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文艺的政治功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而您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
张：应该说，他也是主张文艺服务于政治的，他编刊物就有这个考虑。《七月》、《希望》就是服务于抗战这个大的政治，并且接受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发挥统战的作用。他反对的是文艺简单地、直白地、图解地反映政治。毛泽东提倡喜闻乐见的、下里巴人的，不要搞什么阳春白雪的东西，接受的是从联共那里来的东西。
许：这让我联想到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都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在报上发表抛弃旧我、重塑新我、洗心革面式的文章，而您父亲却保持了沉默，这在当时可真是个“另类”。
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他在京沪两地之间奔走，那时他没有所在单位，只是参加一些会，所以还比较自由，不需要被迫发言表态。
许：他大概看不惯这种运动，不愿意自贬，毕竟没有参加延安整风的经历。可他的身份重要，应该有个态度。
张：对，对。可是他有时说话比较倔，人家不好强制他，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要主动地作自我批评，没有应该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的意识。
许：算是比较迟钝吧！
张：迟钝，迟钝。他也想不到会划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里去，他想自己一直跟着共产党做事，是自己人嘛。
许：建国初期，您父亲的一些朋友对他有过很中肯的劝告甚至警告，如贾植芳、熊子民等，可惜的是他没有听进去，为什么？
张：还是那个根本问题，就是他自认为对党非常忠心，用党性来要求自己。彭柏山就曾对他说，人家错了自己会说，不用你指出来。聂绀弩的诗“哀莫大于心不死”很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内心状况。他关心文学事业的心永远不死。1979年，他恢复自由后，还不断地写材料，交给中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