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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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党的高级领导人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但知识分子就不能因为对党的忠诚而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有的人用的语言是很粗鄙的。
张：那时候都这样，就是“妖魔化”。
许：你对这种现象就是表示理解，仅仅从大的环境上找原因，这不大全面吧？
张：像吕荧、阿垅、张中晓这样的人，那简直是凤毛麟角。把胡风问题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是吕荧无法接受的。只有他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上台发言，为我父亲鸣冤叫屈，认为我父亲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认识问题，结果被人们轰下台，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他从此失去自由，最后死在狱中，为知识分子树立了与舒芜截然不同的光辉榜样。何满子先生高度评价他是“六亿一人”！阿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开头在狱中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替他们做情报工作，还编了两个人名作为联系人，但很快就翻供说那是瞎编的，说自己是被迫的！后来，他在狱中绝食抗议，所留下的遗书对现在的人都是极大的震撼。这封写于1965年6月的遗书明确地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这种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他有理有据地说明了《第三批材料》中那两封他给我父亲的信和我父亲的回信所表达的真实意思，说明第三批材料的编者完全歪曲了两封信的含义，认为这纯粹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他为此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他在60年代对胡风案件就能有这样的看法，能有这样的信念，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的名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已成为无辜受难者的宣言。张中晓也一直是很清醒的。当年上海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出了一本书《共和国第一冤案》，其中写到张中晓受审时的情况。张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非常坚定，因病保释出狱后仍不断学习和思索，写了大量的笔记，达到了现今才有的思想高度。这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很了不起。总起来说，这一类人实在是太少了。
许：所以他们的价值就更加突出了。
张：人家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难过，他们身上有长期的封建意识。为什么鲁迅老提反封建？为什么我父亲一直在强调五四新文艺的传统？我觉得，这些知识分子比工农身上有更多“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父亲到了大监，在写交代材料时署名是死囚张光人，语气是诚惶诚恐的。刚平反的时候，我母亲给有关领导写信也是诚惶诚恐的，一直到写《胡风沉冤录》时，才摆脱了写交代材料的那种文风。
许：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毕竟很早就受到了政治迫害。有的知识分子与您父亲早就认识，可不可以采取沉默或者避重就轻的态度？
张：这种情况是有的，老舍大概就是这样。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可悲了。我不同意说他们的脊梁骨都断了，就批判我父亲而言，很大一部分人是真心实意地响应党的号召，同仇敌忾地对待反革命分子；更多的则是被迫表态被迫指鹿为马的。
许：您母亲一直为丈夫作出了许多牺牲，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您在《我和我的父亲胡风》一书中写道：“没有梅志，胡风不可能做出那么多的成就以及后来能活着走出高墙，活着看到平反。两人是缺一不可的。”这个立论应该有许多事实来支撑。
张：是这样的。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个进步的革命者的形象。三四十年代，经济上那么困难，工作上那么劳累，我母亲全心全意地在生活上照顾他，帮他出书编刊，成为他的助手，毫无怨言。到50年代冤狱形成时，也从没想过要抛弃他，一直是患难与共，一直是相扶着走过来的，感情很深的，这还是出于相互理解和共同的追求吧！我正在整理父亲给母亲的家书，对这点感受特别深，这样的感情下是不可能想到抛弃、背叛和离婚的。1966年，父亲从秦城出来的时候精神面貌是挺好的，根本就不像个犯人。外出时有公安部的两个人陪着，住在旁边的一个楼上，每天早上来，下午走，还陪他参观。父亲一点也没有犯人的意识，挺正常的。1969年5月，他认为自己的刑期已满，就毫不迟疑地给军管会打了个报告，要求放他出来。报告上去后，得到的指示是“关死为止”。1970年2月，他被戴着手铐送到了大监。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了改判无期的判决书。罪名有两条，一条是在改造期间写反动诗词，一条是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1971年，我母亲到大监时看到的父亲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行了，他有病，犯人们都欺负他，外界的环境又不好，弄得他想自杀，精神状态是混乱的。如果不是母亲及时给予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这样严重的状况是不可能好转的。尽管自己的精神也将面临崩溃，但母亲知道自己不但不能垮，还得想方设法不让父亲垮下去，并在父亲神志较为清醒时，声泪俱下地说：“你得支持下去。你要振作起来，千万不能垮啊！丢开那些干扰着你的胡思乱想吧！……你曾一再要我坚强地活下去。现在是你自己要争取活下去。你要知道，这是生命竞赛啊！你能活着出去，我们就胜利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活着！”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支撑，父亲不可能活着见到我们，更不要说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了。前些年有人在文章中把母亲与旧俄时随丈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比，称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许多胡风分子的妻子也大致如此，有一本书叫《受难者的妻子们》，就是专门写胡风分子的妻子们在丈夫受到磨难自己又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方面得照顾一家老小，维持着家庭，一方面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并努力缓解丈夫们沉重的精神压力。
许：父母对你们几个孩子的未来有过什么样的设计？女儿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张：没有什么设计，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很宽松的。我们在学习方面也比较自觉，没有让他操心，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到工作上，有我母亲管家和管我们，他对家里的事情挺放心的，他很少和我们谈话，也不刻意给我们灌输什么东西。
父亲是从农村出来的，有平民意识，从没有感觉自己是大文学家。50年代，他在北京坐三轮车找房子，给车夫车费时不要找钱，同行的人说车夫要多了你何必再多给呢，他说有钱大家花嘛，他对钱财方面不是很重视的。1979年，我嫂子来信说她的孩子不好好念书，她就对孩子说，不好好念书，将来就只有当工人、农民，去干体力劳动。父亲回信告诉她，这种说法不好，当工人、农民没有什么不好，他姑姑不是在当农民吗！你应该告诉他，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不能减轻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这样考虑问题才是对的。
父亲外出上学和留学都是我大伯支持的，与大伯的感情很深。抗战时期，他动员全家几十口出来逃难，不要留在乡下，他难以想象家人受到日本人的凌辱。我爷爷让他念书是希望他出来能当上大官，光宗耀祖，这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要走自己的道路，认为自己能够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就行了。
许：他对你们三人在做人方面提过什么要求？
张：没有提过什么具体的要求，平常我们交流得很少，他也顾不上跟我们说这些，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你看我家里的这些旧书大多是经典的文学名著，这是我们从小就爱看的，在为人处世上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哥哥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先做团的工作，父亲在给他的信中希望他还是要上大学，要学成一个专业。说现在一心一意投入革命固然很可贵，可是没有专业还是不行的，很多老革命就因为没有专业感到很苦恼。哥哥后来果然上了大学。在提出入党申请时，写信向父亲征求意见，父亲回信说，你应该为能加入到光荣的革命队伍而感到自豪，不过你也要注意到党内也有矛盾、有斗争，不要太单纯了。他强调说，共产党员首先应当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要做一个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