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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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您是否感到他活得十分沉重？他给您留下哪些令您十分感动的记忆？
张：在80年代前，我没觉得他有多沉重，他是一个豁达的人。
他曾经跟人家说起我小时候的不幸，在两岁多时，因为抗战避难，我被母亲送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托儿所全托，离开了父母的呵护，直到1946年2月才又回到父母的身边，总共有4年多的时间。我现在整理他的家书时看到，他一再要我母亲给我多一些关怀，说我是受了苦的，封闭得更厉害一些，在说话方面要多注意一些。在父亲晚年，一次，他深情地望着我对一位老朋友说：“她受的苦最多了。”我这个人不善言谈，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特殊情况养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这些年由于处境的变化，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就逐渐习惯了与人交流，也比较健谈了。
许：您父亲遭批判时，您才16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之际，遭遇如此大的变故，您是不是感受到政治与亲情之间的强烈冲突？父母被抓走后，您是不是较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滋味？
张：那个时候真是很难的。父母被带走后，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了70多岁的外婆和8岁的弟弟。一夜之间，我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还得管家。我那时像所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要求进步，并积极争取入团，这就需要揭发父亲的“罪行”，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可是我们父女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根本揭发不出多少内容，只有空洞地说上几句。组织上就说我认识不够、认识不深，这样就始终解决不了入团的问题。不过，50年代的社会环境还好，我们学校的气氛也融洽，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既没有歧视我，也没有开什么批判会，那时还不兴“狗崽子”说，没有发展到“文革”时期那样的情况，很多人还尽量地帮助我。个人情绪上当然是感到别扭了，我们师大女附中比较特殊，高干子女较多，大家都很重视学习，我也是，就是不能入团让我很苦恼。我那时还不大懂得报纸上宣传的东西。我家的小院位于地安门，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能够看到周围有巡逻的人，大概是在监视有谁到我家来串门，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来我家了。胡同里还常有小孩子们在我身后喊口号，我就赶紧躲回家。
许：胡风案刚发生时，您母亲是怎样考虑的？
张：我母亲劝他认识错误，他说他该检讨的都检讨了。《第一批材料》公布的那天，夜深人静时，父亲和母亲之间曾有过一场谈话。他们深感那篇编者按的巨大压力，觉得这样地断章取义和乱扣帽子的做法，真有点受不了！连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悲愤之余，母亲说出了不如自杀的念头。父亲考虑了一下后说，这不行，会认为我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那今后更没有人敢出来为我们辩护了。母亲也想到年近80的外婆和刚8岁的弟弟，最后只能痛哭一场。两人互相打气，下决心咬紧牙关，一定要忍受住一切已经到来的和将要到来的打击。
许：母亲被关70个月的时候，您家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张：当时由我定期到公安部找专门的人拿钱，那钱其实是我们家以前的存款，用以维持我们家的生活。解放初期的稿费很高，我母亲又比较会管家，很节俭，于是存了一笔款。比如我父亲为抗美援朝写的一本长诗就拿了2000多块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就买了我们的那个小院。公安部抄家的时候，把我们的存款都拿走了。我母亲出狱时，发还给她存款时还扣了她70个月的伙食费，每个月扣20元，一共扣了1400元。坐班房还得自付伙食费，真是天大的笑话！我那时不大懂事，作为学生只知道念书。这70个月中，我们与父亲没有任何联系，但可以隔一段时间去看望母亲，说说家里的情况。母亲很不放心我们的生活嘛！我们主要是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1966年初，在父亲被假释出来短暂回家居住时，哥哥曾被公安部的人找去谈话，主要的意思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要站稳立场，要和“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但还是要保持父子母子关系，生活上要照顾。因此，那次他带着我和弟弟就是按着这一原则与父亲相处的。到了“文革”，这一段生活就成了“问题”。好在他所在大学的组织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只是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说他认识不深、揭发不够，要靠边站。而我和我爱人在农场差点要被揪出来，不能加入红卫兵，不能听一些报告。
许：1965年7月，您母亲获准探监，父母十多年来第一次见面，也有了通信的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却在万言长信中大谈学习鲁迅的极端重要性，不知道他透过这种形式表达什么用意？
张：你要是读读他的狱中诗就知道了，他在这些诗中怀念亲人和朋友。为什么他要谈鲁迅呢？鲁迅是他的精神支柱，他在监狱里会时时刻刻想到鲁迅的教导和鲁迅的一言一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到“四人帮”垮台后，外调人员来问他有关鲁迅书信中的情况，他都记得很清楚，写出了不少珍贵的资料。他也会想念家人，但这不是主要的，他想的还是党的事业、文学的事业和鲁迅的精神。
许：1965年底，您父亲被判14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力6年。判决之后，监狱当局让他写感想，他表示“心安理不得”。仍然从内心表示服膺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着浓厚的革命情结，可又不改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个性，他是如何化解缠绕在自身的这个矛盾的？
张：我认为，他一直相信中央一定会把他的问题解决的。被判决以后，他说“心安理不得”，说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也就是他认为的“大的存在”，判得这么重，他得服从。可是从文艺观点上给他定成反革命，从道理上说，他是不服的。
许：在监狱里，他最担心和痛苦的是什么？
张：他最担心和痛苦的是牵连了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耽误了他们的创作生命。他在监狱里曾对我母亲说：“我情愿自己一个人上绞架，而不愿意他们为我陪绑。”他希望受株连的人能尽早结束受难的生活。尤其是路翎的遭遇让他非常难过，按周扬所说，我父亲的理论错误可以用路翎的作品来证明，路翎便成了受冲击最大的胡风分子之一。1979年，父亲在成都听说路翎的情况，已经是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难以忍受，认为这简直太糟蹋人了，他希望朋友们经常找路翎聊聊，要把路翎失落的灵魂招回来，尽可能地招回来。父亲对路翎特别有感情，让晓山去看望路翎叔叔，带去一点钱，并送去补养身体的龟龄集酒，希望路翎能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我也曾找到那个破旧的小屋去看望叔叔，见到的情形的确让人黯然神伤。
许：他不会为这个自责吧！这又不是他以前能够预料到的。
张：还是有所自责，毕竟是受他的牵连的。恢复自由后，他才知道，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他的想象，甚至许多毫无关系的人也未逃脱劫难，悲愤、负疚之情使他的心灵无法平静。回到北京住在友谊医院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好了，正在慢慢调养吧，同时也在等待自己问题的解决。当时有一些病友在跟他聊天时说到上海的谁谁谁受到迫害的情况，他的旧病就又犯了，他听不得这些人遭到迫害而家破人亡的惨状。
许：他靠什么排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
张：诗。后来在秦城监狱时还有图书馆，可以借书报看。我母亲探监时又可以给他带书去。开头一两年在看守所，他没有书报看，也不给他纸笔，他才默写诗的。
许：支撑他一直坚强地活下来的是什么？又是什么终于让他“像缆绳一样粗的神经”接近崩溃？
张：还是信念在起作用，就是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不改初衷。出狱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再引用张志新烈士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改。我父亲的神经本来是很坚强的，可是到了四川的大监里就不行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曾一度精神崩溃，觉得没希望了，得了心因性精神病。我母亲看到后太伤心了，就给予宽慰和照顾，使他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母亲建议他详细写下自己的生平大事、一生中接触的人物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越写越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反动的历史，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这样恢复了自信，坚信自己的冤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要不然就活不下来了，他的精神最终没有崩溃。（未完待续，本文分3期连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