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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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磨难
许：由舒芜之举引发的胡风事件开了当代社会以私信定罪的先河，它成了胡风问题由思想范畴提升到政治范畴的导火线。其中所采取的手法无非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深文周纳之类，使用的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以检举他人代替检讨自己，这在尔后的政治运动中屡见不鲜，只不过效仿者更多地是一些无名之辈而已。更要命的是，即使致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不必承担责任。
张：的确是这样的。舒芜于1952年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之前，他在南宁当中学校长，鲁煤到广西参加土改，舒芜就说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是为了思想改造的，鲁煤看了这篇《向过去告别》，就觉得不妥，怎么能够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全盘否定呢？他给在北京的朋友徐放写信，说到这一情况，表示不同意舒芜的做法。并说，你可以把我的这封信给胡先生看。我父亲很快给鲁煤回了信，对舒芜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不过，他以为舒芜也就是说说而已。那是1951年年底的事。
父亲在给母亲的家信中总说不能让党受到欺骗，他认为舒芜的行为是欺骗了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他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许：其实您父亲已经认识到他这个人。
张：是啊。我父亲与他通信主要是1944—1945年。1946年，父亲从重庆到上海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就很少了。50年代初，舒芜想到大城市工作，就写了几封信，希望我父亲帮忙。1952年5月，他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的头一句就把吕荧“卖”了，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等等，吕荧在山东大学本来就受到批判，一气之下辞了职。接着他又说自己这批人当时怎么错了，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又点了其他几个人的名。我父亲等人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生气呢？你要做思想改造，说你自己的思想问题好了，你干嘛把别人拉扯上，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这种方式实在是太可恶了，大家就特别反感，说他“无耻”。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这篇文章，胡乔木特意加上了编者按，说“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7月份，周扬跟我父亲说，你到北京来吧，我们要讨论你的文艺思想。在那4次座谈会期间，舒芜也参加了，并带来了《致路翎的公开信》，9月份在《文艺报》发表，比以前的文章更进了一步。1955年5月，他又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在这些文章中摘用了父亲给他的一些私信。他在文章中摘引私信完全是主动的行为，并不是人家指示他这么做的。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只是向他要来核对一下。再说，就算是林默涵给他提出4个大标题，但怎么摘、怎么注释、怎么写按语可都是他自己弄的。他怎么歪曲事实、移花接木、入人以罪，这不是明摆的吗！他能够逃得了这个责任吗？
许：这的确开了以私信定罪的先河，以思想异端定罪，成为打击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怎么看这个史实？
张：现在看当然是违反宪法的，宪法保障公民有通信的自由嘛！第一批材料所涉及的信件是1944、1945年间的，当时，父亲对党内批判《论主观》不满意，有微词，结果被舒芜上纲上线，引出了这么一件政治上的大案。毛泽东在按语中号召交信，向舒芜学习。后来，大家都只好交信了。专案组用同样的手法搞出了第二、第三批材料，毛为此写了大量的注释和按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当时，审判员还一直在动员监狱里的“胡风分子”像舒芜那样“起义”。
中国人讲，谁人背后不说人，无人背后没人说。私信说的自然都是个人的看法，有些看法可能会激烈一些，也不可能深思熟虑，有很多的事实根据。可是一被拿出来，加上了别有用意的注释和按语，又由于是摘录，这样就为曲解原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舒芜说大标题是林默涵给他确定的，标题就很能误导人。
许：1997年，舒芜再次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信，从正面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表示悔悟时，你们提出了对于他的控告，这件事的经过和结果如何？
张：《新文学史料》把我们的文章都发了嘛！他把一些信的复印件给了我们，我们手上有他给胡风的100多封信，也通过他人给了他复印件。于是，我们重新整理原信，作了新的注释，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以正视听。这样，把他两次用信的企图揭穿了，我们觉得达到目的了。
许：我也看到了一些文章，主导的意思还是觉得他应该忏悔而不是辩解。
张：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忏悔。
许：忏悔不可能是他人要求的结果。说到忏悔，似乎只有刚刚去世的巴金留下一些片段的文字。那么，当初大量的批判者中，有没有向您父亲表示过后悔或忏悔？
张：巴金的《怀念胡风》是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的，是《随想录》的最后一篇，写得很有感情。康濯在1984年底开作代会时曾到我家里来，说当年自己也是没办法，表示了道歉，他当时在《文艺报》工作，曾经奉命来我家“做工作”。漫画家钟灵在抗战期间寄作品到《七月》，我父亲帮助发表了，他得到了鼓励，从此走上了漫画的道路，但到了1955年却不得不画漫画丑化胡风。他几年前特意撰写《愧对胡风先生》，回首自己当年画漫画批判胡风的情景，感到愧疚不已，真诚地向已在九泉之下的胡风致歉。其实，我父亲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些漫画，即使看到也不会对他不满甚至记恨，他本来不必为此愧疚并公开表示。与那种在运动前就主动投井下石却至今仍毫无愧疚之意的人相比，他的勇气和真诚值得人们敬重。
许：总之，后悔或忏悔的声音很微弱，和当年声势浩大的批判形成很大的反差。
张：我们倒没有这种要求，包括舒芜。如果不是因为《回归五四》后序，我们没有对他进行什么批评，没有说他应该承担什么罪责。1997年他的《回归五四》后序出来后，我们出来反驳，很多人写文章对舒芜表示了义愤，但也有青年学者出来说话，认为他也是受了骗，也是受害者，现在他已经忏悔了，表示要回归五四了，说你们为什么还揪住他不放？对我们的态度反而不理解。我认为这是没分清是非。
许：胡风有那么多的学生，有那么多的青年朋友，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压力，却只有舒芜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这就不能单纯认为是客观环境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张：就是啊！
许：在胡风事件中，差不多所有鼎鼎大名、堪称各领域精英的知识分子都用强横的逻辑和粗鄙的语言批判您父亲。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更令人可怕的了，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张：知名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表态了。大连有一位叶德裕教授，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难忘的1955》，把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表态分了几种类型：茅盾是一种类型，巴金是一种类型，田间是一种类型，郭沫若是一个类型，舒芜又是一个类型，等等。如果说是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我觉得是有点苛求他们了。因为在50年代，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巴金在30年代就与胡风是朋友，对胡风有一定的了解和好感。作为一个知名作家，在那种情况下要他声讨，他就不能不声讨。你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了。从外部的压力和自己内心对党的信任来讲，都得这么做，所以还是不要说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当然有的人的确泯灭了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