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纪实
作者：徐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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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周总理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3月30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这次谈判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然而，这一机型的技术引进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的困难和风险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Ф－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项零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试验设备177项。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歼7的生产，周总理于1962年曾亲到飞机厂视察；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邓小平一再强调：“试制要自力更生，全机材料一定要自己搞。”当厂党委书记王其恭、厂长陆纲请邓总书记作指示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们自己的歼7搞出来。”
跨入第二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然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来自军委、总部、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及航空专家，还有数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关注这架国产歼7飞机首次试飞。
为了保证首飞成功，由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葛文墉担任首席试飞员。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但他还是尽力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次首飞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在飞前的短暂一刻，他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试飞科目和线路，确信无疑时果断地按下开车按钮。
“报告1号，02号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
刹那间，只见新型战机雷霆万钧、昂首展翼，直刺苍穹，一转眼又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机场上空作低空盘旋，继而又急剧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攻击，转而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这一个个惊险的飞行动作，迅捷矫健，优美精准，令现场的人群兴奋不已，欢呼雀跃。
随后，葛文墉又担负该机全部试验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试飞。在工厂完成飞机的基本性能试飞科目之后，又转场至普兰店空军某机场，在渤海上空进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试验。4月13日，全部科目试飞完毕，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安定性、操纵性良好，飞机的技术、战术性能均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性能还超过了米格－21Ф－13样机的水平。
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12月28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7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歼7型歼击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首批装配的米格－21Ф－13型飞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国产歼7大批装备部队后，至1971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美蒋战斗机7架，还击落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从而有力地捍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力排“极左”错误的干扰破坏
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跃进”和“极左”错误的影响下曾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并于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元帅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的有关质量情况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试制工作有所好转。
为了挽回和纠正“大跃进”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总理重点作了5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