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纪实
作者：徐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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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防航空工业蓝图
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可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一次中央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谈了自己对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看法，他说：“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航空工业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他的意见得到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赞同。但他们认为，建立航空工业事关重大，还要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这要花很多外汇，党内对此认识不一，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
何长工说：“眼下困难确实是很多，只要毛主席点了头，事情就好办多了。斯大林那里我也可以去拜佛。”
当时在党内对于新中国的发展问题确实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对优先发展航空工业的问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全国经济尚待恢复，要人缺人，要钱缺钱，要技术缺技术，在这种条件下去搞尖端航空工业，这不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吗？
有的人说：“还是现实一点吧，凭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怎么搞航空工业？那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走就想让他跑呀？”
有的人甚至连讽刺带挖苦地对何长工说：“何长工这个跛子，还真想上天啊！”
何长工对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然，他听后反倒笑着说：“我这个跛子就是心高，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
会后，何长工代部长把自己的想法专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非常支持，接着又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认为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并赞成航空工业建设应该早点儿抓。好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以及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赞成创建航空工业，再经何长工多方游说和做工作，也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尽早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支持和理解。最后毛主席明确指示航空工业要尽早抓，所以创建航空工业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个重要会议将决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情形非常严重。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5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总理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最后会议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
接着周总理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总理：“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周总理笑了笑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总理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该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不久，周总理便亲自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最后，周总理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他说：“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总理明确答复：“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中央和军委。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这一用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建设方案。
何长工舌战维辛斯基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苏伊尔－12飞机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伊尔－12飞机按计划将落在莫斯科机场。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热烈欢迎。这不免让代表团感到有些意外。前来迎接代表团的我驻苏大使馆一秘曾涌泉也很惊讶，他不解地问：“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是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
何长工故意神秘地说：“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
实际上，葛罗米柯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同志表达一种敬意，因而显得非常热情，直到把代表团送到在莫斯科下榻的一个高级宾馆，他才礼貌地离去。当天晚上他就叫何长工到他家里去谈话，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极为重视的。
为了争取主动，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老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身着一身十分合体的部长制服，突显着大国外交家的气质与风度。相比之下，我方代表团穿的只不过是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不免有几分“土包子气”。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隐含着一种高傲和自负，可以说他心里压根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代表团。
何长工意识到，如果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能与谈判的主要对手维辛斯基达成共识，那么整个谈判将会很困难，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作些必要的沟通十分必要。然而，从刚与维辛斯基接触来看，何长工预感到必将与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有一番艰苦的唇枪舌剑。他想，代表团是新中国的使者，即使谈判再艰苦也不能丧失国格、人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