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字体： 【大 中 小】
他们谈话后的第18天，陈独秀的《除三害》便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3个多月。他说：“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除三害有两条根本的措施：“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这期间，《每周评论》频频出现陈独秀的文章，宣传他的对中国“根本改造”和“直接行动”的主张，青年学生们对此无不心悦诚服，跃跃欲试。
4月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贫民的哭声》，这更是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文章说：“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之所以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贫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可是，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利令智昏的统治者也不要太得意，因为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震慑中国的贪婪凶狠的文武官员，撼动腐败、没落的封建主义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中国内政腐败，外交软弱，是五四运动的最直接的导火索。1919年4月29日，历时3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5月2日，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北大，国民杂志社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4日（星期日）联络各学校，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北大学生会干事、国民杂志社骨干张国焘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上海，联络各界人士，自然成为一位“学生要人”。
5月4日11时左右，北大同学们在马神庙集会，浩浩荡荡的队伍正要向天安门出发时，只见蔡元培校长急急忙忙地赶来，他走入同学们中间，站在一个高台上，不停地打着手势说：“使不得，使不得”，予以劝阻。
张国焘看看时间已过正午，队伍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便相约几个同学，挤上前去，扶着蔡元培，边推边解释：“校长，示威游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您事先不知道，现在也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拥走了蔡元培，集结的北大学生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欢呼着，跳跃着，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集合3000多名学生，爱国学生手持写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旗帜，一路高呼口号，向东交民巷进发，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示威。可是，这里早已布满全副武装的军警，队伍只得按预定计划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在曹宅，学生们遍寻曹汝霖不获，却巧遇亲日头目、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们将所有怨气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群情激愤，痛殴一顿。接着，便放火焚烧曹宅。
张国焘见预期目的基本实现，便和另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通知同学们迅速撤离现场。学生们还没撤离现场，便被闻讯赶来的军警冲散，其中有32个同学被捕。消息传出，全北京的学界哗然，学生宣布罢课，呼吁爱国无罪，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讲演部人数最多，单是北大就有800名左右的同学参加。每天，同学们来讲演部领受任务，自动组队，然后，分别往北京的内外街道、火车站及胡同口，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
专制颟顸的北洋政府经不住日本的外交压力，唯恐学生的爱国行为会惹起过激的事端。6月1日，徐世昌颁布命令，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张国焘主持讲演部会议，决定不理睬禁令，依然大张旗鼓地讲演，宣传爱国主张。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一路高扬旗帜，向人群大声呼喊。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6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800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青年毛泽东在所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对陈独秀的牺牲精神表示真诚的敬佩：“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试验其言了。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这时，国立8个专科以上的学校共同组织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同时，又组织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他们共同发起护校、保卫教育和反对迫害陈独秀及爱国学生的运动。张国焘没有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这些运动。李大钊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重要成员，张国焘常去图书馆，两人自此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
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陈独秀释放出狱，张国焘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凯旋的斗士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主持欢迎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在结束演讲时，还朗诵了李大钊的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
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笔名——作者注）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筹划建党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秘密来到武汉，在武昌高师、文华大学等处发表演说，赢得武汉各界人士一片赞誉之声，国内各报纷纷登载这一消息。这时，京师警察厅才知道，尚在监控中的陈独秀早已出走北京，他们密谋待其返京后，再将其逮捕。北大教授王星拱得知后，急忙告诉李大钊。于是，他们相商，待陈独秀一下火车，便将其接到王星拱家躲避，然后，再由李大钊护送到天津，由天津再往上海。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是因北洋政府的通缉而来避难。在上海，他与陈独秀相聚。师生二人共议时局，找寻出路，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社会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他还介绍张国焘结识了很多新派朋友。5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相见，谈到陈独秀在上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