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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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人干部”便是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上脱颖而出，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而争论的双方即张国焘和瞿秋白则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开始与中共中央的公开论战，由于他的政治影响所及，兼之党内左倾错误难以孚众，很多党内同志思想迷茫，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党内反对派。1929年9月，陈独秀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正是这一年的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是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俄虽然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铁路的主权一直由他们把持。张学良的行动，可谓是捅了马蜂窝。
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而且还为此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等。
这些所作所为，遭到陈独秀强烈反对，并与总书记向忠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陈独秀拂袖而去前重重地说了一句：“我决不会沉默的，那样做，会对不起无数党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所创造的党。”
此后他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把信件在基层党的组织中公开。由于陈独秀固执己见，结果不出一月便被开除出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清除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也由此揭开序幕。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下，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的总书记。可是，次年10月15日，他便被叛徒谢少珊出卖，为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此，开始他的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改组中央政治局，撤除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补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虽然仍是党的总书记，可是实际大权却为王明独揽，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张国焘经过在莫斯科的“洗脑”，学得乖巧圆滑，况且他还是著名的“老右”，所以当务之急便是要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求得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于是，他连连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吹捧四中全会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肉麻地吹捧王明：“……陈绍禹（王明）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张国焘的政治表现，终于赢得王明的青睐，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3月，为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即长征。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紧接着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他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于对立。10月，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率部北上，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共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1938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西安，一去不返。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次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来到武汉，张国焘听说后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走入堂屋，只见陈独秀靠在躺椅上，膝上还盖着一张薄薄的床单，已是一副疲惫衰飒的样子，张国焘轻声轻语地叫了声：“老先生，我来看你了。”陈独秀听见喊声，缓缓地躬身而起，张国焘忙上前搀扶，“啊，是国焘，处此国难流离之际，能在他乡遇故人，真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陈独秀惊诧地问张国焘：“你不是在延安啊，何以也来到武汉。”
“一言难尽哪，”他说道，“我已离开延安，离开共产党。”陈独秀还是以疑惑的口吻问道：“那又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将自己由莫斯科回鄂豫皖，又从懋功会师到延安，所经历的党内的是是非非，一件一件地说给陈独秀听。陈独秀静静地听着，中间没有插一句话。
在这次会面中张国焘提出：“……我们何不再议10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我们将聚之麾下，为之驱命。”
陈独秀这才明白过来，张国焘前来看望是虚，另有它图是实，他婉言拒绝了张国焘的提议。后来，张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可是，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天气哈哈哈，予以敷衍搪塞。
陈独秀在武汉逗留近一年，便应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贫、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已成必然之势，张国焘逃到台北，可是，军统却把他一脚踢开。于是，他只得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穷困潦倒的张国焘突然萌生回大陆的念头，觍着脸面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回来的企求。不久，刘少奇便传来话：张国焘愿意回来，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检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且还要有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犹豫了。
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张国焘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况。张国焘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高岗、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的情况，由此他获得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也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大陆的念头，中共相关人员传递的信息依旧：回来可以，前提是公开承认错误。他又踌躇再三，不愿承认错误，于是，回来之念再次泯灭。
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于是，他用4年的时间写成《我的回忆》，约100万字，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美其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自己历史上的疙疙瘩瘩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不久，他们发现儿子经济拮据，于是申请住进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自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在室内活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掉到地上，虽数按电铃，可是，护士沉睡梦乡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的凛冽，雪特别狂乱，夜也特别沉静。张国焘——这位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如此凄惨地客死在异国他乡，时年82岁。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