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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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共产国际尤为关注中国，计划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亚洲发展，而其发展的第一站便是中国。这年3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来中国考察，随同人员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4月间，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已经具有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于是，便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让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当面详议一切。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很快便见到陈独秀，又经陈独秀介绍，相继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他们经常聚会、座谈。5月间，继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负责人是陈独秀。
这时，北京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这天，李大钊将张国焘召至图书馆，关切地对他说：“国焘，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张国焘说：“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我去上海活动。我想乘便去看看陈先生，听听他的意见。”李大钊面嘱张国焘，严肃而又认真地说：“我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是，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张国焘到了上海，直接来到陈独秀的家，把离京时与李大钊的谈话，向陈独秀作了转述。
在上海期间，张国焘就住在陈家，他们就组党的事宜进行过广泛的谈话。他让张国焘回北京后转告李大钊，希望李先生在北方发起共产党，先在北京，然后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发展。
张国焘就要离开上海了，半个月以来，他们之间痛快淋漓的思想交流，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因此而留下深刻的影响。他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说：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当日，李大钊便给陈独秀去了封信，张国焘也在上面签了名，内容自然是建党的事情。
不久，北大教授张申府来到上海，他也是陈独秀的老友，到上海后就住在陈独秀家，他们经常商谈的话题，也是北京建党的事情。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依照陈独秀的意见，和李大钊相商，共同把北京的党建了起来，张国焘是发展的第三个党员。
北京建立共产党后，李大钊负总责，张国焘负责组织、联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张国焘还担任过青年团书记。当时，北京的共产党组织还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张国焘和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到1921年春，除上海、北京外，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远在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这些党的组织分散各地，甚至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等，后来的研究者为便于研究起见，便将初创时期的党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张国焘于5月便早早地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地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以胃病为名谢绝陈炯明的挽留，悄然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时止，他与张国焘共事了6年，其间的岁月时光，无论是愉悦也罢，懊恼也罢，都已成为流逝的历史。
陈独秀到上海后没几天，便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而和张国焘发生了争执。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此时，张太雷担任苏联顾问马林的翻译，马林未和任何人商量，将张太雷派往日本，以寻得日本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临行前，张太雷也没有向中央请示，只是请周佛海和李达写了一封给施存统的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认为党的自主性受到侵犯。因此，他总是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这天，张国焘来到陈家，请陈独秀抽出时间与马林会晤。可是，陈独秀却余怒未消，坚决不和马林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不便直接去向陈独秀汇报，而是找了分管组织的张国焘。他告诉张国焘：“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信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脱口而出：“还有这样的事，太不顾及大局。你稍坐一会儿，我倒要去问问他们。”
张国焘在陈独秀家找到李达和周佛海，“你们为什么写信给施存统，要他不理会来日本的张太雷？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芽”这时，陈独秀接过话头：“是我要他们写的，怎么啦？”陈独秀见张国焘满脸的不服气，便继续说道：“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的说法，“独秀同志，”他一改往日随意而亲切的“老先生”的称呼，严肃地说，“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听着听着，也觉得有理，他个性倔犟且有时失之偏颇，但是，只要认为是真理和正确的意见，是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刚刚落座，马林便问道：“陈同志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呀？真是难以置信，这样下去他怎么能负起中央局书记的责任。”马林似乎已经风闻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一本正经地对张国焘说：“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你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的工作干得很好，工人运动也很起色，难道就没有想过取代陈，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张国焘愣了，没想到马林会如此地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连连摆手：“不可，不可。”
其实，马林所说的话，多半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双方的无拘束的谈话，使他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际，时时膨胀涌动，待势而发。当时，他予以回绝，那是时势使然，迫于无奈。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致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