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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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党内便有人察觉出张国焘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野心。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编辑新青年”，“有鼓吹过激行为，有扰乱治安之嫌”，还不知道他是中共创始人。可是，张国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擅自以中央局的名义发表营救陈独秀的宣言，真实地暴露了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当有人向他提出质询时，他竟以“组织上的宣传，很有必要”，予以塞责。陈独秀虽然并没因此而遭受什么危险，但是自此以后，反动势力已将陈独秀列为异端，加以压制和迫害，他的行动受到严重的妨碍和限制。
这一切，陈独秀也多有耳闻。在一次会议上，蔡和森便反映说：“国焘同志的很多事，做得不成体统，他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本应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凡事应该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做些具体的工作。可是，他却绕过中央而自行其是，这不是把劳动组合部当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替身吗？”
蔡和森的话刚刚落音，张太雷走了进来，神色严峻地说：“独秀同志，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在讨论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这本是党的机密，过早地拿出来，是否太不妥当呢？”
陈独秀听后未置可否。不几日，张国焘为此事找上门来，谈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事，本以为会受到陈的呵斥，没想到陈独秀却宽慰他：“此事无甚不适之处，毋要再提。我会做太雷的工作，以免你们之间产生误会。”
可是，马林认定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并且草拟了一份决议文件，准备在党的会议上通过。陈独秀找到马林，一再解释，希望不要因此而伤了党内同志的和气。然而，马林和党内的多数同志仍然坚持认为：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陈独秀也没了主张，既不开会讨论这个决议，也不撤消这个决议。当张国焘前来询问时，他又一次劝解：“不要急，无甚大碍，暂时摆在那里吧！”
陈独秀的本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团结和大局为重，而张国焘却将此事搁在心中，耿耿于怀，经常要找陈独秀讨说法，希望撤消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动议。陈独秀拗不过张国焘，况且，他一开始就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当，于是，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特意提出：“张国焘没有什么小组织，要有，也只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小组织的问题。”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党内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下车伊始，便兴冲冲地来到渔阳里2号，喜滋滋地对陈独秀说：“老先生，这次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我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
“噢，那是幸运之至啊！列宁对中国革命可有什么具体的指示？”陈独秀欣喜地问道。
张国焘告诉他，列宁特意询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陈独秀听罢感叹道：“列宁可谓煞费苦心啊！环顾中国，也只有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其他的政治势力都不能算是革命的。”他又继续说道，“但是，我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上，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们却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马林的方式是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况且，孙中山也赞成马林方式，而不同意陈独秀方式。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一唱一和，且在党内很有代表性，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马林无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以求助于共产国际的支持。8月，马林由莫斯科回到上海，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党内合作问题。他在会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国民党定性为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表示服从国际的决定，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事变发生后，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派张国焘到广州与蒋介石见面，以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态度。蒋介石得寸进尺，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个方案，但是，国民党也应作出交换，那就是蒋介石必须惩处反共反苏的“西山会议派”。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静了，但是，陈独秀总是忐忑不安，对与国民党的这种“捆绑夫妻”的关系持怀疑态度。他和张国焘常常在一起议论，对党内合作的方式提出质疑。一次，在谈到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时，他不无担忧地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
张国焘接过话说：“是啊，共产国际也强调不能丢弃自己的旗帜，但是，国民党也是决不会允许我们的党团组织存在下去。”
陈独秀忽生感慨，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正是基于这种态度，每当国共关系出现波折时，陈独秀便给共产国际去信，频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重申他的一贯主张，与国民党结成党外联合战线。
隐居上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坚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推给他一人。其实，在中共五大前后，陈独秀的话已经不那么灵了，党内已出现公开反对陈独秀的活动。当年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在《怀旧集》中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陈独秀极为知趣，于7月30日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不久，在汪原放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过着隐居自省的生活。
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使他的“领袖”梦成为一枕黄粱。
早在7月下旬，中共中央就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将要举行南昌暴动。7月2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常委经过讨论，认为南昌起义具备胜利的机会，因此，决定派张国焘去九江、南昌指导暴动。可是，他一到九江，就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找来开会，借口情况发生变化，是否重新讨论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纷纷表示此事再无讨论的余地。恽代英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张国焘的劝阻碰了一鼻子灰后，又匆匆来到南昌，再次劝阻南昌起义，据李立三于是年10月的一份总结报告所云：
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来）、代（英）、立（三）、湃（彭湃）、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