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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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虽然也服从多数，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由于他的消极、怀疑的态度，始终不能为党内一些同志所谅解，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作出这样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张国焘随起义部队撤离潮汕地区后，乘船经香港，于10月中旬来到上海，隐居在垃圾桥附近的一个旧式弄堂里。房东是位多病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往往几个月都不回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住在她家的楼上，彼此相处也十分和谐。此时，党内同志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来往。常来看望的也只有项英和邓中夏。
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生活里，他想得更多的则是陈独秀。想想不久前，尽管自己为标榜“清白”，也加入于反陈的大合唱中，可是一顶顶“右倾”、“老右”的帽子，还是紧紧地扣在头上。如今，自己也成为政治的落魄者，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时，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向陈先生倾诉，又觉得愧对陈先生，最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来到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走进陈家大门，只见陈独秀正坐在椅子上看报，张国焘悄悄走上前去，怯生生地叫了声：“老先生，你好！”陈独秀摘下眼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惊讶地叫道：“啊，是国焘啊！”
陈独秀便是这样的人，一生坦荡，与人相处，从不耍心眼，记过节，鲁迅称他是“用不着提防的人”，李维汉赞他是“党内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他自己也有知己之明，说：“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陈独秀的宽容大度，很使张国焘感到愧疚。他首先为陈延年、陈乔年的牺牲，向陈独秀表示吊唁。陈独秀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哀莫大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我们党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像李大钊、赵世炎，都是党之精英啊。”他们不禁唏嘘起来，转而将话题切入时局。
陈独秀推了推桌上的一堆报纸，如数家珍般地谈起中国的政局，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讨伐唐生智、汪精卫“护党运动”等等，他谈起来是那么的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也难怪，很久以来他都是一人独白，如此口无遮拦的“演讲”，还是隐居以来的第一次。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此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说到这里，他转而问张国焘：“我看到中央的决议案，对你进行了处分，说你反对南昌起义，有这回事吗？”
“我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去劝阻，可却被说成是反对……老先生……你看……”张国焘支吾着。
“既是这样，那另当别论，”陈独秀接过话题，“但是，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为什么他们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他越说越激动，额上竟沁出点点汗珠，“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的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国焘，我们还要给中央建言，改变目前的盲动政策。”
张国焘在这次会面中提出：“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摒弃往日的纠纷，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张国焘之所以如此筹划，正是迎合陈独秀摆脱共产国际瞎指挥的心理，几年来，他受共产国际代表的窝囊气太多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有中国人作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在具体筹划时，陈独秀又犯难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已是今非昔比了，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像当年组织共产党那样的跟随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不仅反对，而且会以无情的打击，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会予以支持，而更大的问题是，新党初建，其经费问题，却是难以解决的。思量至此，他对张国焘说：“此议确可改变党内现状。可是，这样的大事，并非轻易可以成功的。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以免再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不久，国民党又加紧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中央机关已不能正常工作，有的地方组织都遭到破坏，所谓城乡总暴动的动议，也自然成为一句空话。陈独秀便明确告诉张国焘：“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险，他们也只能高喊暴动而已，真要暴动，那已无力为之了。所以，工农党的问题，非到最后步骤，就不要再议了。”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5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陈独秀在赞同的同时，向张国焘表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我已没有那种心境了。我可以为党做些工作，比如为党的刊物写些文章。你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但是，如果仍然执意要我去莫斯科，除非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否则，恐难从命。”
中共六大如期在莫斯科召开。此时，苏共正开展如火如荼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是仍然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因为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自然免不了被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究竟怎样，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
斯大林还是担心陈独秀另外组党、办报，所以，他将张国焘和瞿秋白召去，亲自询问陈独秀的情况，时隔几十年，张国焘还是那么深刻地记忆住当年的情景：
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地抽烟斗。开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老于世故的态度。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挤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担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最后结局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心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