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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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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北伐战争的进行使得中国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洋军阀已经气息奄奄，进步人士纷纷南下，北大的进步教授和学生也有不少人投奔革命。此前尚钺已受到李大钊、鲁迅等的影响，此时他又到苏联驻华商务处找到李大钊，当时李大钊鼓励他到南方的革命中心去。于是，这年春天，尚钺满怀革命热情来到了上海，不料却正好赶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满怀愤慨，又溯江来到“红都”武汉，在郭沫若任副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编审科上尉科员。
然而，不久之后，武汉的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尚钺并未因此悲观失望，他反而更加坚强地投身于革命。9月，在汪后之的介绍下，尚钺在开封加入了共产党，随即担任中共开封市委支部书记，并曾担任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和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的编委。11月，中共河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豫南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尚钺又受命担任了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此后，省委又决定在四望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任命尚钺兼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及该地区的苏维埃主席。1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易云在豫南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后，派遣尚钺到京汉路以东发动罗山、光山等县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年初，尚钺潜回罗山进行秘密活动，随即被当时驻守在罗山的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一混成旅发现，遂将尚钺逮捕入狱。狱中，在严刑拷讯下尚钺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后经族人尚蘅圃等多方营救，尚钺被取保释放。这时，中共豫南特委已遭到破坏，尚钺只好跑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
4月，尚钺在杭州再次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并被关押在著名的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国民党侦缉队曾对他施加了5次“老虎凳”的酷刑，但尚钺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五老虎”。不久，尚钺被移送到关押重犯的“特别反省院”。由于身受酷刑，尚钺时有吐血等，渐渐病体不支，此时，在曾经与“狂飙社”有过交往的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之下，尚钺再次获得取保就医，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也曾对尚钺被逮捕及遭受酷刑表示了关注。
然而，两次入狱的经历并不是尚钺所遭受到的全部苦难，或者说这只是他一生中全部磨难的一个开头。
还在豫南地区的起义失败后，其残部开赴四望山一带进行游击斗争。当时尚钺的妻子陈幼卿带着幼子随部队行动，以后又开赴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那时陈幼卿任鄂豫皖苏区的县妇联会主任，不幸在张国焘实行“肃反”时被杀害，其幼子的尚嘉芝亦因无人照料而病死，其三子尚海伦则失踪。
与金日成的一段师生经历
1929年，尚钺出狱后远遁哈尔滨，经楚图南联系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尚钺被安排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并化名“谢仲五”。当时的毓文中学还有不少朝鲜学生，其中就有金日成，后来金日成一直非常怀念他的老师“谢仲五”，称其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
当时金日成叫金成柱，是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他经常跟随其他同学找尚钺求教，但每次来又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尚钺于是很注意他。后来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有一节《尚钺先生》（包括尚钺的照片和尚钺手稿的复印件），说到尚钺来校，同样听说他是北大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家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并且大家“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然而“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他）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当时金日成对《红楼梦》很感兴趣，“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当时尚钺还对金日成的好学表示了赞扬，并说“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金日成回忆道：“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做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在尚钺的住处，金日成回忆：“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这样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
接下来，金日成追述了当年他们师生二人的一段对话：“这会儿，我问老师说：‘老师，你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的时间啊？’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勤则三年，懒则百年。’‘老师，如果我要限制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点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为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
此后，尚钺又借给金日成看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金日成回忆说：“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从叫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了我，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除了满足金日成等学习的要求，尚钺还认真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常常在作文本上写些鼓励的批语，尤其对朝鲜籍的学生，更着重鼓励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并激励他们友爱团结、光复祖国的爱国信念，每逢周日或假期，他还与许多学生到北山或龙潭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游玩，当时金日成也经常去，并与师生们相互交谈。有一次，金日成问尚钺：“你认为安重根这个人怎么样？”尚钺回答：“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手段是不妥当的，也不能解决民族灾难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发动、武装广大人民，一起来推翻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后来校内国民党分子的教师威胁校长，并要开除学校里的进步学生，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学生，说他们是“高丽棒子”，并诬蔑他们是“日本间谍”，随之尚钺与之展开了斗争。后来尚钺回忆及此，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缺乏，未能给毓文中学学生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就被毓文中学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欢送’出来。”也是从此，金日成和尚钺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