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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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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尚钺在毓文中学曾组织有课外读书会，并开办有《灿星》等刊物，此外当时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以及后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人都认识尚钺。此后，尚钺又转到昂昂溪第五中学任教，期间他与邹大鹏等组织了“反帝同盟会”，后因发动学生开展反对训育主任的罢课斗争，遭到解聘，同时国民党哈尔滨特区长官公署还下发了通缉令，把尚钺驱逐出境。此后尚钺化名在哈尔滨特区一中教书，又被人识出，遂离开东北。
1930年5月，在“狂飙社”旧友柯仲平的联系下，尚钺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干事，当时化名“丁祥生”。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担任采访。此后，尚钺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经审查，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尚钺被任命为《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1年1月，尚钺赴远东饭店参加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召集的反对米夫、王明等的秘密会议，不料当他到达时，会场已被人告密而侦破，何孟雄等30多人被抓走，尚钺因事前预备了一封去远东饭店找人谋事的信件，才有幸逃脱了盘查，幸免于难。
1932年4月，尚钺受命再次前往东北，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担任省委秘书长，时化名“聂树先”（“老聂”）。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十分严重，中共满洲省委也在“立三路线”指导下，提出并开展所谓“飞行集会”的示威游行等，对此尚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但省委主要负责人拒不接受尚钺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反对省委的决定，要求他作检查。尚钺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却被错误地排斥在党外，竟被开除了党籍。此后直到解放以后的50年代之初，尚钺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提出：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学校党委研究之后认为必须找到当时满洲省委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以证明他是被无理开除而不是自动脱党的，才能考虑恢复他的党籍。此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在“抗联”老人冯仲云等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满洲省委开除尚钺党籍的决定，然而此时尚钺又蒙受错误的批判，以致他的党籍问题一直拖到“文革”结束才得以解决。
尚钺被开除党籍之后，曾一度被迫迁移到苏联远东地区。当时恰好又是苏共党内“肃反”的高潮，尚钺身处险境，在苏联红军第7军政治部第4科作科员，工作之余，不断向共产国际申诉，却没有结果，幸好不久之后他又潜回国内。
1935年5月，尚钺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寻找党的组织，后经“狂飙社”旧友高沐鸿和杜润生的介绍，才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了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遭到破坏，联系又告中断。此后尚钺寄居在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家中，翌年春，尚仲衣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捕，尚钺也被迫离开北平。
此后尚钺在宁夏中卫县第二中学任教导主任，业余又操起文学创作的爱好，开始写小说。不久，他与该校“ＣＣ系”的校长发生冲突，毅然辞去职务，改在省立一中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到太原，欲通过高沐鸿再次寻找党的组织。当时高沐鸿让他到宁夏等消息，但半年后仍无消息，尚钺便决定奔赴陕北。到了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要求他赴武汉，因为那里急需文化界的人士。随即他去武汉，在郭沫若介绍下，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军委的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第三厅结束后，他仍在郭沫若主持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之后，当时主持国统区斗争的周恩来指示：后方有条件的同志，要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与敌人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尚钺也因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当时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唐兰等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等学习训诂学。
1941年年初，尚钺受命赴昆明，先在云瑞中学教书，后由楚图南介绍，在云南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国文、中国通史等。这时，他一方面继续钻研古文字，着手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以学者的身分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联络西南联大和云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都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和楚图南开展工作，并是“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从此他以“民盟”左派分子的身份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当时尚钺还为华岗在云南大学安排了一门“古文选读”的课，以此掩护他的身份，并为华岗取了一个化名“林少侯”。后来尚钺回忆说：1945年末，华岗奉命赴重庆担任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顾问，此后在云南开展统战的任务就由尚钺接任，并每周同中共云南省委接头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肆意迫害进步人士，镇压爱国运动，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以及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惨案（尚钺晚年有《忆闻一多》等回忆文章）。1945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转移到了上海，后尚钺经海道北上，到了山东解放区，遂在山东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尚钺转赴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主任、教授。
同年9月，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尚钺作为国统区代表出席了大会。后北平和平解放，尚钺随华北大学入城，不久任中国人民大学筹备期间的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后，尚钺历任该校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史组长，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
尚钺的上述经历，正如李新在《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史学战士——痛悼尚钺同志并纪念他的八十诞辰》一文中说：“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但知识分子也有其先天的弱点，最主要的便是缺乏革命的坚韧性。如果不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并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是难于坚持革命到底的。试看中国革命的历史，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何其多也?选而当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当革命遭到突然打击而归于失败的时候，离开乃至背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何其多也?选尚钺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却不是在革命高潮中赶浪头，在革命失败后开小差的知识分子。”尚钺是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重重险关抵达胜利的。
多次遭到批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尚钺正应该在历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之时，却不料又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又一段艰难岁月。
还在解放之初，高等教育实行重建，其内容之一即是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培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历史课程师资队伍，以及重新编写简明中国通史教材等等。尚钺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一过程中，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先后培养了4批共80余名研究生（由此在人民大学以尚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派），并编写了100余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以及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纲要》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诸老，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有新著出版，虽然他们在关于历史分期等问题上有所分歧，却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尚钺的这部史著，由于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简明的通史著作，以清晰的结构、简练的语言，晓畅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让读者一书在手，便可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在目，更让其中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因此，它出版之后就受到了广大干部和读者，尤其是高校历史教学人士的欢迎，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此后国外也先后出现了《中国历史纲要》的日、俄、波兰文等多种译本。